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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长忠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共青团组织。这个1990年就开始做专职团干部、并长期在团福建省委工作的“老团干”，2002年就辞去了工作，“壮士断腕”般地放弃了自己正处级职务——彼时，他只有33岁。
与大多数政府官员选择辞职“下海”不同，郑长忠进入了学术的海洋。在完成博士论文《组织资本与政党延续——中国共青团政治功能的一个考察视角》后，他以一名普通讲师的身份，进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工作。他的研究方向，始终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就好像他本人从未离开过共青团组织一样。
如今，已经46岁的他，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被任命为全国共青团青年工作研究基地运营中心主任，成为面向全团的青年研究“高级智库”实质的负责人。
“智库”能否预见未来？
“高级智库”的成立，在全国的共青团系统，实际上是一件颇具前瞻性的大事——智库可以给决策者提供详实可靠的研究，并为未来发展提供建议。
一个核心问题是，“智库”到底能不能预见未来？
实际上，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早在成为“全国共青团青年工作智囊”以前，郑长忠和他的研究团队，就已经是上海团组织后方的“高级智囊”。
2002年，刚刚到复旦大学读博士开始，他就与团上海市委建立起联系，对共青团的一些前沿问题进行逐个破解。
最有名的一个案例是有关“青年自组织”的研究，也就是现在各级团组织都在联系的“青年社会组织”。当时在全国共青团系统，对存在于党团之外的，通过网络等方式聚集起来的青年社会组织知之甚少。
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基层团委每次搞活动，反复邀请的总是那么几个体制内的年轻人，无论怎么动脑筋，活动氛围总是high不起来。明明是一群年轻的团干部组织一群年轻人一起做活动，活动效果却大打折扣。团组织的动员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上海团组织率先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邀请郑长忠一起进行调研，查查问题。2005年开始，复旦讲师郑长忠就和当时在团上海市委地区部工作的闫加伟一起，找各种各样的青年自组织负责人“聊天”。
两年多时间，他俩利用休息时间与200多个青年自组织负责人互动。互动的过程极为艰难，很多青年自组织负责人本身都有工作，只在业余时间有空。最难的一次，他俩从傍晚6点开始等一个人，一直到晚上近10点才与对方碰上面。
那次访谈，是在路边大排档上进行的。那个被访谈的“大男孩”，边哭边谈。“他们做了那么多年，就从来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来找他们聊过天，他们的工作热情还常常被不理解。”郑长忠说，那趟调研，让他真正发现了青年自组织的“痛点”——没处注册，没名没分，不被公众理解。
团上海市委后来在2006年率先建立服务与联系青年自组织的机构——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再后来，团上海市委又在全团率先“动”了内部架构，在所有部门中有单列一个“青年社会组织工作部”——那是2008年。两个机构的成立与建设，郑长忠也都应邀参与。
这个部门，在成立之初，对上、对下都找不到对口部门，与其他省份的同级团委也很少有交集；回头再看如今，团中央层面成立了社团处，全国各级团组织也大多有专人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对接服务。
“智囊”的作用，在若干年后，效果初显。
“智库”研究如何解决“接地气”的问题
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郑长忠始终坚持的一点是——开展“接地气”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理念与对策。
早在2007年时，郑就提出了一个“复合型团青关系”的概念。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团组织和青年的关系已经非常多元，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单位化、原子化和自组织化。
因此为了了解真情实况，在调研时，郑长忠总是针对性采取不同方式联系不同对象，或通过组织渠道，或自己找人访谈。这也正是“智库”研究与传统团委内部工作研究的最大不同点。
后者主要是围绕团的工作和高层布置进行应急性、情况性的工作调研，在调研时，少不了要到基层团组织去了解工作情况，大多数时候，基层团组织还会安排几个常联系的青年骨干参与其中。
但对“智库”而言，情况就复杂得多了，“我们是从学术视角下来看整个工作的战略，进行前沿性的研究，因此，我们根据不同研究问题，差异化采取不同方式予以进行”。
郑长忠说，“智库”研究工作最忌讳的就是“飘”在理论层面，不接地气。每一次调研，都会尽量做到邀请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团干部和相关领域理论研究者共同参与。而在每一项前沿工作的推进过程中的问题解决，也都是采取上述的“三方”参与方式。
以此前上海市青年中心建设工作的推进为例，就曾遇到过“徘徊不前”的问题。
大约是2007年那会儿，上海的青年中心建设遇到阻力。一是在街镇层面，动力不足。由于很多年轻人都是跨区域居住，街镇组织不了那么多的年轻人，也无法把青年中心的相关情况传递给年轻人；二是在高层层面，当时高层只布置了要建青年中心，讲了很多青年中心“不是什么”，但却尚未明确青年中心“是什么”的问题；三是对于青年中心硬件的过分倚重，当时的标配有“一套人马、一间房子”等，很多人把青年中心仅仅当成一个活动场所而已。
但实际上，青年中心远不止是一个物理空间而已。“很多人讲，区里有青少年活动中心，街道有青年中心，这个青年中心不过是给年轻人多一个活动场所而已。”郑长忠说，上海当时仅有20多个青年中心，很多中心并不活跃。
他后来基于调研提出一套新的观念，认为青年中心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一个年轻人交往的关系空间，不是一个活动地点，而是承担着像微信、微博平台一样功能的供人交流的社交平台，“应该是共青团构建联系青年的一种新的组织形态的探索”。
这样一来，青年中心的定位明确，迅速扩展，截至去年年底，上海已建成101家青年中心，以“好玩”、“有用”为主要特点。
团组织未来会长什么样？
最新的议题是，网络社会条件下共青团组织将朝着什么样的形态转型。团广州市委的“智慧团建”是智库团队近期跟踪研究的重头戏，这种以互联网思维对团组织形态进行的改造，颇具标本意义。
郑长忠认为，“智慧团建”项目适应“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共青团组织运行和服务对象的新特点，建立包括团籍管理、团务培训、团费缴纳、推优入团、推优入党等团务工作的信息化在内的“广州青少年数据库”，以及团的领导机关流程再造等重建整体性的举措，就是一种着眼于组织形态重塑，而不是单纯停留在技术手段运用的新尝试
他告诉记者，微博、微信只是共青团工作的一种新型的互联网手段，远远谈不上是“互联网思维”。真正的转型，是顺应青年运动、组织形式的变化而变化。
早在多年前，郑长忠就提出过共青团组织形态转型的理论，他当时认为，共青团应该转变为“枢纽型组织形态”，而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枢纽型社会组织”。
“共青团本身就不是社会组织，它是一个政治组织。它要作为枢纽来联系青年，把他们都团结到党的身边来。”他说，“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要“把社会做大”，而后者不是。
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郑长忠发现，“青年”这个议题早已不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而是逐渐成为党的工作的一个维度，“所有政党，都是围绕着青年的变化而变化，社会权力正在往青年身上转移。不是把青年工作剥离成为某一项工作，而是所有工作的进行都要考虑青年因素”。
“现在都说‘互联网+’，我觉得我们的时代也可以说进入到‘青年+’阶段了。”郑长忠说。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