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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花一分钱推广，就吸引了16000多名用户，实际转化率在80%以上”、“参加互助社的老人每人每年节省药费就达15000元，这是巨大的市场”……在6月2日举办的“第三届中国社会创业家年会暨社创之星年度总决赛”上，十二强选手并不避讳“谈钱”，却让在场评委点赞。
这些选手中有花了半生精力投身慈善的民间草根，也有放弃英国学位扎根社区公益的女大学生。i创筹联合创始人杜葵认为，这代表着我国的社会企业越来越成熟，“商业运营代表可持续发展，自我造血才能更好发挥社会价值。”
“政府想做做不好，NGO想做做不了，普通企业又不肯去做的事，就是社会企业的领域。”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社会企业要用商业的手段来达到公益的目的，比起NGO多了自我造血功能，又不像普通企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将社会价值放在首位。
商业模式会不会让公益打折扣？“社创之星”五强之一李海市认为，社会企业反而是更“聪明”的方式。在阿里巴巴公益基金就职多年，熟悉中国公益界的他发现我国缺乏专注于食品安全的公益组织。在民生最相关的领域出现短板，在李海市看来，是因为“NGO需要社会尤其是政府和企业资助。但食品安全领域容易触碰企业利益，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可以说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活儿，愿意资助的人很少”。因为无法自我造血，NGO难免趋向于“资源指向型”，真正棘手的领域反而缺乏关注。想要做“问题指向型”的公益，社会企业的模式是一个好办法。
目前，李海市的“啄木鸟食品安全中心”帮助农户和农业创业企业做产品安全检测，并制定质量提高方案。有偿模式让中心更加可持续运营，未来“啄木鸟”还将搭建包含食品质量、营养等要素的食品安全数据库。他认为，其商业化后衍生的产品会具有更大的市场和社会影响力。
除了解决传统NGO难以触及的痛点，社会企业因为要在市场上拼杀本身也需要更多智慧。按照杜葵的话说：“优秀的社会企业更需要洞察人性。”
在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看来，这份被逼出来的智慧恰恰提高了公益的质量，“没有智慧的行善无异于作恶，因为没有智慧的公益可能调动的是人性中更自私的一面，使得受助者自我看低，而智慧的公益是把人善的一面、积极的一面调动出来，用正向的能量去影响别人，从而也改变做公益的人本身。”
杜葵认为，本次“社创之星”大赛中最受欢迎的两个项目都体现了这种精神：获得最高奖金的“路人甲”小额捐助平台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中国最有潜力的公益蓝海恰恰是10元的小额度捐助。宋燕京的“福寿百年”老年互助社则摘得了最佳人气奖。
在创始人韩靖心中，“路人甲”的核心是“筹众”即吸引捐助人的关注。“我想让大家知道公益可以是快乐的事情。通过微捐助，不仅可以收获感谢信和反馈函，更有价值远超10元的商家优惠券。”他介绍，“路人甲”将来还会让捐助人直接参与公益活动，让更多人接近公益。
颠覆了传统养老院的模式，“福寿百年”选择“小老帮助大老”，而互助社本身只做团队建设、护理辅导和公益讲座。“用担心、可怜的态度去对待老人，老人就失去了生活动力。互助即自助的模式反而让他们有了精神。”宋燕京最终将互助社的理念定为“提升生命能量”，就是希望老人可以自己实现突破。
在企业架构上精心策划，社创企业也有了多样的盈利模式：“福寿百年”的社区自助养老模式除了让每位入社老人缴纳低廉的入会费外，更吸引了政府购买；“路人甲”则明确不会从捐助者身上盈利，利润全部来自想要借助平台发放优惠券的企业。
韩靖认为，公益属性和企业属性无疑是互补的，企业盈利可以保证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开展公益；公益属性也无疑是企业最好的招牌，大大降低了吸引用户、对接社会资源的成本。
在杜葵看来，盈利只是表面，社会企业更多地给公益事业带来了观念上的变化。过去的NGO没有客户意识，将受助者放在工作的核心位置。而社会企业越来越注意到受助者只是用户，真正的客户在于购买者和捐助者。它们有了鲜明的服务意识后，无疑会更多地撬动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该公益领域，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作为捐助者、关注者的‘因’多了，受助者作为结果自然会变好，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捐助者比受助者更重要。”
徐永光也持这种观点，他列举了印度一家社会企业的例子：这家专注为穷人做心脏搭桥的印度公司价格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但事故率比美国还低。在徐永光看来，社会企业逐步改变着公益生态：公益不一定是心酸、悲惨的，公益项目所提供的服务也不见得低人一等。相反，高效撬动社会资源实现多赢将会是社会企业努力的方向。
对于社会企业未来的发展，除了进一步学习商业方法、完善运营模式，杜葵还建议社会创业者们要有开放心态，多与他人分享。“社会价值不会如同商业价值一样因为复制而减少。社会企业的本质是要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不但不要搭建壁垒，反而要多多合作，甚至期待别人‘抄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