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百名群众围在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的门口，有人站通道中央堵住路口，有人愤怒地大喊着，还有人举着标语表达意愿……这是2015年1月6日发生的事。
当天，在一起经济犯罪案件中遭到损失的普通群众，集体来到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上访，要求惩治犯罪嫌疑人。视频显示，现场气氛十分紧张，随时可能爆发冲突。
若你仔细辨认，会发现人群中有一位身穿制服的女检察官。她认真地听上访群众代表介绍情况，并竭力安抚情绪激动的上访群众。
她是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处（以下简称“控申处”）处长童勤。同事们相信，只要童勤在，即便是再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她都有解决的办法。
她的一位同事感叹：“同样的处理方案，童勤说出来，就比我说的更能让老百姓接受。”
大多数时候，检察官童勤说话音调和声细语，眼神专注地看着对方，并时常以微笑回应。
“我习惯了用不高的音量和人说话。”童勤解释，“因为音量过大容易引起当事人误会，以为我在发火。”
一起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张强（化名——记者注）就是这样被童勤打动的。2007年，张强卷入了一起刑事案件，一审被判敲诈勒索罪，二审期间检察院撤回起诉、公安机关撤回案件，但始终没有结论。
“我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张强说，“没有结论就意味着我没有得到清白。”他四处上访、申诉，但始终没有结果。直到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童勤的报道，张强决定到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向她求助。
在童勤的办公室，张强得到了认真的接待。童勤用一天多的时间看完材料，认为必须通过市检察院直接向基层法院交办，才能达到办结效果。她的态度是，既然不能给人定罪，那就必须给他了结，摆在那儿几年没有结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
经过半年的努力，张强的案子终于有了结论，如今张强也过上了舒心的日子，再也不用为“自己是不是罪人”而纠结了。他直言，“童勤的帮助，是我四处奔波后唯一发挥作用的救济渠道”。
在办理张强案件过程中，童勤对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说：“将心比心，如果你自己整天生活在‘有罪还是无罪’的纠结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事实上，她更多的时候是在告诫自己。她说，人的一生中，角色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尊重信访人，也许就是尊重某个时刻的自己。
这个观念和态度，贯穿在她整个检察官职业生涯过程中，她总结的“细心、耐心、将心比心”的“三心”工作方法，也在系统内广受赞誉。
在面对身为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控申处处长的童勤的时候，很多人很难把她跟检察官威严的形象联系起来，同事们更愿意把她的形象概括为“邻家大姐”。
在童勤的检察官生涯中，这种亲和力是一以贯之的。在新闻上看到关于童勤的报道的时候，成都市新津县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吕佳的记忆，瞬间被拉回到20年前。报道中的童勤正在接电话：“喂，您好，我是成都检察院的童勤。”
“20年前，她也是这样接电话的：‘喂，您好，我是新津检察院童勤。’”吕佳说，“一模一样的。”
这种亲和力，尤其让那些为各类案子奔波的上访人感到舒心，以至于一些上访人慕名来找她，就认为她态度好。有的案子，甚至跟检察业务一点关系也没有。
妻子的工作状态，一度颠覆了检察官在她丈夫喻敏心目中的形象。身为高校研究法律的学者，喻敏认为，检察官从事的是具有高度专业性的法律工作。
但事实上，童勤的大量时间花在了化解社会矛盾上面。有一次周末亲友聚会，童勤接到一个上访人电话，一接就是一个小时，喻敏很生气。童勤解释说，越是在休息时间认真倾听上访人的诉求，法律工作就越能得到上访人的理解。
因为自己也被派到地方法院挂职，喻敏才逐渐理解了妻子的工作状态。“专业上说得通的，在实务上不一定行得通。”他感叹。
事实上，在童勤的专业词库里，“服务对象”早已经取代了“申诉人”、“控告人”、“犯罪嫌疑人”等专业法律概念。在与人讨论案情的时候，她更多地使用“服务对象”这一概念。她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
本报记者 王鑫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