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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面对一群教育记者，现年61岁的国家督学杨国顺还是特地准备了一套普及督学工作的PPT——因为督学这个专业名词，实在很少有人“懂”，也很难让人提起兴趣来：“不就是监督学校怎样办学吗？走个过场而已，学校应付检查还不是家常便饭？”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督学接触到的，往往是这个国家或者城市教育系统中最为“敏感”的部分——地方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是否到位？就近入学政策能否落到实处？
国家督学这个岗位，每3年轮换一次，如今已经进入第九届，全国共有159名教育一线工作者和教育行政部门工作者在列。
但公众和舆论对于教育督导工作，却知之甚少。国家督学的聘任，每届都会在媒体上公开公示，但这些消息却从未引起过太大反响，没有讨论、没有争议，与之相关的新闻几乎没有。
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往往被公众低估——他们要靠火眼金睛发现教育问题。
中国财政史上的“创举”首次由教育督导部门完成
2007年的一个周一，上海某区的财政局长一大早就等候在时任上海市教委督导办主任杨国顺的办公室门口。过去的3天，也就是周五、周六和周日，他没有一天晚上睡得踏实。
他所在的区县，因为没能完成义务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是指各级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要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在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目标，而成为上周末的媒体头条。沪上各家媒体都在周五这天发布了“黑名单”——当年，共有6个区县没能完成教育经费总量的“三个增长”，其中4个区县连义务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目标都没能完成。
“三个增长”的说法，源自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并实施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199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但是，20多年来，“三个增长”不到位的情况比比皆是。尤其在一些经济不发达、财政经费较困难地区，甚至出现过为了应付检查先把钱打给教育局，事后再由财政收回的情况。
2007年以前，各地“三个增长”是否到位的信息，几乎不向社会公开。但在上海，这种不透明的做法率先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那位区级财政局局长在这一消息公布的当天，就接到了区委书记和区长的来电。他压力极大，专门从上海郊区跑到市教委来协调并作解释。杨国顺说，2007年以后，上海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坚持每年公布“三个增长”情况，而该区县在此后每年的财政保障上，教育经费投入的“三个增长”是全市郊区中最好的一个。
这次“晒黑名单”行为，被媒体称作“中国财政史上的一个创举”——首次由一个教育督导部门公布财政经费使用情况。
超大班级不是学校责任，而是政府责任
学校“大班额”问题，也一度困扰中国教育界。
杨国顺在全国各地督学过程中，见过最大的小学班级有108个学生，最大的初中班级有111个学生。
按照上海的规定，幼儿园的最大班额应为35人，小学40人，初中45人到50人。
“超大班级，不是学校责任，是政府责任。”杨国顺说，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到位，直接导致了大班额问题的出现。而“督学”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督促政府多建学校、建好学校。
从上海每3年一次对区县政府的综合督政来说，督政办法就是“三个涉及三个交涉”。即，涉及到教育经费的投入，与区县政府财政部门交涉；涉及到教育办学条件的保障，与区县政府发改委、建交委、规划土地局、房屋管理局等部门交涉；涉及到教师编制配备、教师待遇提高，与区县政府的编委和人社局交涉。
班额问题，其实就是教育条件保障。
上海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对各个区县的要求是，学校要与新建社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看似简单的“三个同步”是区县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保障。这是件大事，也是件“难事”。
2007～2010年前后，上海出现过新建住宅小区业主子女难以“就近入学”的尴尬。
起因源于一些区县政府为了吸引开发商来本地新建住宅，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破例给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便利。个别开发商从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借机在教育基础设施的配备上，有意“缺配、少配、晚配”。这种做法直接导致新建小区内的生源不能就近入学。
此事曾被市人大代表以议案的形式向市和区县政府提出质询。那时，杨国顺记得，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会同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城建环保委以及市政府相关委办局对有关区县政府开展教育公建配套建设专项督政，与区县政府和相关委办局的领导，当面摆问题、求解决。
他还带着手下和有关专业人员到那些没有完成教育公建配套的新建小区里，拍摄视频、图片，提供给上海市人大代表做质询素材。杨国顺还向市人大和市政府提交了专题督导的调研报告，呼吁完善教育配套。
此后，市政府教育督导室继续对2007年至2010年共57个未完成教育公建配套建设的项目进行跟踪。经过几年的努力，最后的完成率达到92%。
让校长回归校园，而不是做“社会活动家”
建完学校，就要保证新建学校的教学质量。2014年上海成为全国率先整体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省级城市，这又与教育督导的长期跟踪督导密切相关。
杨国顺说，教育督导的一个重要工作是推进校长课程领导力的提升。督导中，要求校长守住学校管理的“底线”——不允许通过补课、加课来提升学生成绩，不允许以挤占辅课，如音体美课程，或以阴阳课表的方式加班加点，也不允许通过学生的成绩排名来评价教师的教学水平。
其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是要求督学进课堂听课。“我当了10年督导室主任，从来不听公开课。”杨国顺认为，课堂教学应当回归真实，不能为了应对督导，专门准备“公开课”，“这样做，一方面浪费老师精力，另一方面，像演戏一样，误导孩子从小作假。”
他主张“三个常态”——实施开展督学常态下的教育督导，推进校长常态下的学校管理，老师常态上课。因此，上海的教育督学工作，要求督学以听“开门课”和“随堂课”的方式进行。
一切对于课堂、教学的督导，目的只有一个，让学校、老师、校长、学生全都回归本原。
杨国顺说，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曾做过一项调查，数年前，市教育行政部门一年中对学校的检查评比达50多项，市政府各行政部门对学校的检查评比超过70项。这些琐事，占据了校长的大部分时间，让他们更像是社会活动家。曾有一段时间，校长的状态是——为了应付上级部门开会时常要“换频道”，为了接待外省来校考察学习需要打“空手道”，为了应付检查评比如同打“跆拳道”。
为了让校长回归本原，当时上海市教委又领全国之先，提出实行市级部门评比的“归口”管理，所有的检查评比都要在网上进行公示，校长可以拒绝没有经过公示的检查评比。
与之配套的，是对校长更加严格的“督导”——督促校长必须有一定时间的听课、评课，校长必须严格推进教师执行教学“五环节”，包括备课、授课、辅导、反馈和批改作业。
十余年督学工作干下来，杨国顺有了自己的坚守和想法。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或将在“教师给家长打电话告状”这个问题上多做呼吁。
他至今记得，2012年上海一名15岁学生获得PISA竞赛优异成绩后，PISA之父安德里亚斯·施莱歇尔对上海经验的总结，“其中有一条，说上海学生取得好成绩，是因为教师愿意给家长打电话”。
杨国顺说，施莱歇尔对中国的文化不了解，“其实老师给家长打电话，比较普遍的是向家长告状。”杨国顺很反对这种做法。
“从国外教师职业操守的规定来说，教师必须要为学生的犯错及时纠正，并要保持‘中立’和保守‘秘密’。”他说，现在的教师职业操守相关规定“太抽象，细节太少”， 不得向家长告状，应该写入教师的职业操守规定中去。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