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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商学院学生袁伟头戴棒球帽，与一群层级颇高的官员喝起了咖啡。他今年20岁，大学二年级在读，开口自我介绍“运营了4家创业公司”，其中最“成功”的是名叫“农梦成真”的农产品销售平台。
6月28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一家名叫“津京互联”的创业咖啡店来了不少这样的年轻人。每位“CEO”的事业都刚刚起步，手下的员工也大都是学生，不过，他们熟练地与人交换名片，跟任何人搭话都带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
这一天，跟他们一起喝咖啡的是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人社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国家网信办、共青团中央总计13个部门的司局长以及天津市相应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受中国政府网、中国网络电视台邀请，参加“发现双创之星”天津站的活动。该活动从北京起步，将陆续到不同地区推广创新创业理念，为创客们加油鼓劲儿。
“双创”是观察时下中国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新词。自2014年9月的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后，这8个字迅速出现在各级政府工作报告、经济会议的重要位置。与之相应的，本届政府不断推出鼓励创新创业、清除市场壁垒的各种新政。
在北京中关村的创业大街上，在深圳的柴火创客空间里，李克强都跟“创客”们喝过咖啡。天津“津京互联”咖啡店的窗外就有一张关于总理的漫画，旁边是他在这里说过的一番话：“创新创业的人越多，社会就越有活力，也能带动更多就业。”
请帮我打破“政策玻璃门”
室内，氤氲的咖啡香气中，袁伟向旁边沙发上坐着的政策制定者们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创业的政策“真的好”，他天天翻、天天看，毫不夸张地说，每天放在床头，起床就去琢磨。但是，他也发现，政策中有些词语如“有关部门”“同等条件”等，执行起来缺乏统一标准。一些政策“看得见、摸不着”，形成“政策玻璃门或者弹簧门”，使人申请时浪费过多精力。“有什么举措改善这种情况？”
对此，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王文铎回答说，这个问题客观存在。从政策制定的最初一公里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中间存在“中梗阻”，影响了政策的效果。目前，多个部委正在配合国家工商总局的企业信息和信用公示系统，将此类政策集中公示、导航，加大解读力度，便于创客朋友知晓。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加大政策落地力度，让大家“摸得到”。社会各界对政府落实政策要予以监督，督促把好的政策落实好。
天津市人社局副局长于茂东表示接受袁伟的意见。他透露，下个月，天津市大学生创业就业的事项都将下放到区县办理，不用到市局审批，10日内办理，资金次日就能到位。
天津科技大学毕业生张浩伟去年9月开始创业，一直关注创业贷款政策。他说，贷款需要抵押和担保，自己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既没有抵押物也很难找到担保人。他希望能够凭借“信用”贷款。
据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创业发展处处长霍福鹏介绍，广东省珠海市以前对大学生创业贷款有两个要求，要么由公务员提供担保，要么有房产抵押，创业贷款政策出台几年之后，业务量几乎为零。取消了两个条件后，几个月内贷款额度就达到几百万元。这说明，很多政策在执行上确实存在问题。
“创业环境营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共同努力。”霍福鹏说，各个部门都在积极开动脑筋，还将建立政策执行督导机制，解决此类问题。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汪鸿雁在活动上表示，今后，团中央将参考国际经验，推动制定《青年创业促进条例》，更好地优化青年创业环境。团中央还将探索建立青年征信体系，让青年从学生时代开始就能积累信用，帮助他们在就业创业时期跑赢第一步。
不太担心“退路”
“创业者最关心的要么是钱，要么是政策落地。”袁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随着新政的推出，从2015年开始，袁伟的团队开始享受到政府发放的每月1800元的房租补贴，以及每人每季度1000元的员工见习津贴，他很开心：“相当于帮我们补贴了30%的工资。”
这位商学院学生大一就有创业的打算。他出生在小康家庭，父母视他为另类，但并不干预他的选择。他表示自己目前基本可以养活自己，不怎么向父母要生活费。
现在，袁伟还是一个名叫“津创”的天津青年创业者交流团体的活跃成员。这个圈子的发起人之一、5年前靠着5000元奖学金和1000多元打工酬劳开始创业的天津工业大学毕业生张磊说，“创业者的春天已经来到。”
处于这种乐观氛围中的袁伟不太担心“退路”。他对记者说，大学这个阶段很特殊——大学生的生存成本很低，而且有机会去犯错。“大学即使错了4年，毕业也可以改嘛。”他认为，这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敢于创业的一个原因。
这在过去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社会里，一份公务员工作仍然是许多求稳的中国家庭趋之若鹜的目标。
“我们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长起来的一批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没有去做律师而是开出连锁米粉店的张天一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以前的创业者也许把创业当成一个生存选项，而今天很多90后创业者，都是“中产”家庭子弟，更加趋向于兴趣导向。
去年的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全球董事长温伯格感慨，中国是一个新兴市场，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中国的创业者比成熟市场增加得更多。过去在中国，很多人害怕失败，不愿冒险，“我们现在发现这种思维改变了，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不怕了”。
在中国年轻人中颇具号召力的天使投资人徐小平，这些年不断地寻找投资对象。在清华大学软件学院的一个班，他投资了3名同学。与很多创业者一样，这3名同学先在IBM工作过几年，总年薪“加起来是260万元人民币”。他们辞职后一个做3D打印，一个做大数据，一个做煎饼果子，用徐小平的话来说，做的都是世人眼中“绝不是清华培养的那种人能做的事”。
在“发现双创之星”北京站的活动上，徐小平专门介绍了这3个年轻人。他说：“这3个人也反映了中国创新创业时代的现象——这就是中国一代青年、一代创业者，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在社会环境的改善下，在整个观念意识的变革下，在中国大地上追求着他们的梦想，拥抱着他们的机会，施展着他们的才能。”
“我们的时代真的是在支持这个”
经济下行大势下，来自国家工商总局的数字印证着这些人的活跃程度：从去年3月1日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以来，到今年5月，全国新增企业485万户，平均每天新登记注册企业10600多户。
谈起对初创期的小微企业增值税、营业税的减免政策，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罗天舒介绍，今年一季度已经落实了240多亿元的税收优惠。
商务部综合司副司长宋立洪认为，国家推出了很多政策，但支持创新创业根本上还是要靠市场。创客们做出独到的产品，会得到市场的奖励。政府也会给一些必要支持，耐心地呵护市场。“政府主要就是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监管——政府应该是做好市场经济的看门人和守业人。”
应邀到“发现双创之星”活动演讲的北京维旺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韩颖认为，最好的30年将是未来的30年——中国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人才等各方面，都会处在一个最好的时期，也是最适合创业的时期。
韩颖是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亚信科技的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已经居于重要地位，政府也意识到创业精神培育的重要性。现在，政府要做的是清除企业发展的障碍，对过去管制的东西要“放手”。
20年前从高校跳槽出去创业的韩颖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创业的第一批人是生活所迫的小商小贩。而自己这一批创业者也没有赶上鼓励创业的大环境，现在，国家的各项基础设施、市场化的水平好了很多，人们对创业者的包容性和尊敬程度也高了很多。
“现在是非常好的时机。”韩颖说，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年轻人做什么事情不用首先考虑吃饭的问题，可以做自己真正喜爱的东西。而自己这批创业者，家里上一代是没有财富积累的。80后和90后年轻人的优势在于对技术的理解非常好、创业热情足够高，但他们的专注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仍需要锻炼。
韩颖认为，在今天的创业大潮下，大学生创业应该更加理智。可以先到创业公司里去工作，去跟随创业、观察创业。“我理解，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不是说让每个人都去当老板，每个人都去当老大。加入创业公司也是一种创业”。
在这位“创业老兵”眼里，今天的这些年轻人是“创业资本最雄厚的群体”。
另一位知名的投资人、弘毅投资公司总裁、联想控股公司常务副总裁赵令欢感慨：“创新创业不应该是狭义的科技的创新，也不应该是少数人的一种梦想。创新创业应该是中国现在所有人的梦想——恰好我们的时代真的是在支持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