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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迅速膨胀，让身体走在了灵魂的前面，高校的硬件设施可能搭建了起来，但包括师资、专业课程等在内的软功夫尚没有练好
扩招后的新专业，总要有学生来上，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准入门槛”，这些学生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试验品
抢来的学生再好，也是高中的产物，作为大学，究竟有无尽到认真培养的义务
7月上旬，大学考试季，一个本属于收获的季节，但对北京一所211高校的学生杨柯来说，她所收获的却是一个大问号——大学究竟能教给我们什么？
回顾过去一个学期的学习，杨柯感到“十分失望”。专业课上，老师讲课照本宣科，授课内容乏味，提不起学生的任何兴趣，课下师生也基本没什么交流，等等。近日，她将这些失望写了出来，并用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本报编辑部。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随着大学教育的“饼”越摊越大，大学教育质量下滑问题日益突出。然而，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发现，尽管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但现实是，部分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杨柯告诉记者，其所学的传媒专业，公共关系是一门必修课，上课时老师颇有兴致地播放起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电视剧《公关小姐》，而这部所谓的教学视频，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新闻专业学子的“教材”。杨柯问，这样一门需要紧跟时代步伐的课程，为何让学生来看一部几乎和自己同龄的老片子，还占用大量时间？
好学校里的差专业
杨柯的不满，首先源于一种“剪刀差”心理。
她所在的高校，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其主流优势学科是经济类专业，而杨柯所学的新闻专业，因为刚开了5年，又和经济类专业没有直接关系，自然就沦为弱势专业。其结果就像她在信里所说的，对于传媒专业，即将升入大三的她们，目前尚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和系统的理解，相关的实习、实践等资源同样十分匮乏。
更为重要的是，她发现，以她和班里其他同学的高考成绩，上一所同等层次的高校，并非难事，而其他高校的传媒专业，无论是设立的时间，还是师资队伍，都有明显的优势。
无独有偶。刘岩本科曾就读于东北某理工科院校，学的是法学专业，很明显，也是学校里的弱势专业。刚入校时，对于学校里那些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刘岩颇为羡慕——他们的学生基数大、声势也大，且有众多“大牛”的老师，带着学生做项目和研究，而刘岩所处的学院，则有一种高校里“冷宫”的味道。
即便在公开场合，校领导有关法学院学生未来发展的表述，也显得颇为“暧昧”：会关注其发展，但投入不多，机会和平台都需要自己去争取。
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刘岩选择考研，她来到了华中某985高校。之所以考到这里，并非冲着学校的名气，而在于，这是一所法学专业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的学术重镇。
这一次，不同于高考，刘岩选择的是好学校里的好专业。
两所学校的差距十分明显，仅以师资力量为例，华中这所高校的法学院现有教师100人，其中教授55人，副教授32人，而东北某理工科院校的法学院，仅有专职教师24名，其中教授5名、副教授12名、讲师7名。
让刘岩感受更深的是，作为学生，她终于有了一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主人翁感觉，不管是学校的学习氛围，还是包括出国在内的交流机会，都是以法学专业学生为中心。
在这里，资源丰富，让人目不暇接，而在刘岩的本科母校，法学专业因为开设时间短，尚没有一级学科硕士点。
扩招后的新专业，总要有人来上
在不少人看来，这是一个关乎选择好学校还是好专业的问题。
南京大学一位年轻教授告诉记者，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间段，不少人向他咨询，他给的建议是，选大学比选专业更重要，理由是，现在的本科教育与其说是专业教育，不如说是高等的通识教育。本科专业与未来职业生涯所从事行业之间的相关性不断弱化，而大学的品牌、品位对学生的眼界与视野有很大影响。
包括刘岩在内的不少学生，的确是循着这种思路，选择了“好大学”，但他们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局——进好大学的同时，掉进了“差专业”里。
北京一所财贸类大学的学生李森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中文专业，不少学生都是在高考时被调剂过来的，有的同学寄希望于大二时转专业，有的则接受现实，准备沉浸在文学熏陶之中，但好不容易培养起的兴趣火苗，却时常被浇灭。
李森说，中文系的专业课时不断被压缩，更多的时间被放在了学校主流的英语、数学、经管等课程上来。“学中文，为什么还要学数学和经济？”李森把意见反映给校方后，得到的答复是：“学那么多中文课程没什么用，英语学习更加重要”。
“这都是扩招害的！”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位副教授说，大学的迅速膨胀，让身体走在了灵魂的前面，高校的硬件设施可能搭建了起来，但包括师资、专业课程等在内的软功夫尚没有练好，在这种情况下，盲目的招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
他曾经听到一些说法，认为这是发展中的问题，但在他看来，扩招后的新专业，总要有学生来上，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准入门槛”，这些学生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试验品，回过头砸的依然是高等教育的牌子。
这位70后副教授依稀记得，大约在10年前，一条《广东省一年新增本科专业近200个》的新闻，引起他的关注。那一年，他刚刚走上教师岗位。他从新闻里看到，广州一所农业高校的在校生规模2001年是9115人，2005年增加到26629人。1998年扩招以前，该校有27个专业，2003～2006年每年都新增专业9～13个，2006年专业总数将达到80个。
“这种速度快得有些可怕”。更让他有切身感受的是，“教学任务量加大”。那时，包括新闻专业在内的文科类、商科类等培养成本低的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大学遍地生长，相比之下，他所在学校的新闻教育，已是国内翘楚级的水平，但他依然要承受“师生比例有些失衡”的压力。
大学可否少去抢生源，成为安静的象牙塔
正如著名学者郑也夫今年年初在一个论坛上所说：“我们的大学扩招了7倍，一些高校因为扩招教学质量急剧下滑，培养的人绝对不如过去，这绝不是说呼吁教师们提高敬业态度就能将三本二本乃至一本的教育水平提高的。”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在1999年之后，教育部75所直属高校中不少加入了扩招大军。这些新开设的专业，有的属“混搭”，将学校优势学科与人文、社会、语言类学科“混搭”，例如医科类大学的医学英语，外语外贸类大学的英语新闻，财经类大学的财经新闻等，有的则纯属跟风，开设一些学校原本不具有师资力量的热门专业，这里面以一些理工科院校开设法律、经济等专业为甚。
在这新开设的专业中，记者发现，其专业教师在学校教师队伍中占比不高，处在1%~5%的区间里，教授更是属于这些“人烟稀少”专业里的“稀有品种”。相应的，专业的教研室数量少，由于成立年份较短，这些专业的研究团队尚未成型，不少院系主要依托学校原有的相关学科力量发展，对应的硕士点、博士点也没有建立起来。
这样的局面，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观，但也逃不出“马太效应”的规律，这是西南一所211高校老师王晨阳（化名）的判断。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和学生的感受一样，在一所大学的弱势专业领域任教，受到的局限更多——几乎得不到本领域的期待和重视。
一次法学研讨会，教授法律专业的王晨阳准备注册参加，并提交论文，结果对方并未通过他的注册。王晨阳电话沟通后才得知，原来对方并不清楚他所在的学校开设了法律专业，“根本就想不到我们这样的工科院校有法学专业，以为是诈骗！”
教育学者熊丙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过于强调速度，一味追求规模效应却没注重内涵。高校新专业设置应该有一个严密的论证过程，保证质量和数量的均衡发展。像国外一样，可以由教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从各个角度论证是否合适：比如怎么开，开什么样的课程，课程由哪些老师来上，如何才能形成大学自己的特色，是否符合高校的定位，能否保证质量和特色，等等。
2012年，教育部修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此后，高校有望享有更大的专业设置与调整的自主权。然而在熊丙奇看来，目前，学校办学行政化和功利化现象严重，很少尊重和听取教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意见，更多是行政的力量拍板决定，这使得决策不够科学，更糟糕的，还是会从眼下利益出发来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这让王晨阳联想到最近被曝光的清华北大争夺状元事件。他说，这样的掐尖行为，不仅仅出现在顶级学府，在一些段位相近的高校间也发生着。每年看着学校的招生部门，动用大量的财力、物力，以及抓着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教师当苦力，去抢生源，他都会感慨，高校把学生抢来以后，对他们究竟怎么样呢？
他说，大学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抢来的学生，再好，也是高中的产物，作为大学，究竟有无尽到认真培养的义务？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