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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读到这样的新闻，说的是“刑民法官联手化解怨恨”。
在去年的一场激烈争吵中，妻子被丈夫一拳打致鼻骨粉碎性骨折。丈夫还把女儿带走，不让母女见面。
这是一桩故意伤害案件。可当被告人是原告的“丈夫”时，一切暴力仿佛都染上了玫瑰色，身体的伤害，母女天伦的隔绝，都成了小小的“家庭矛盾”。至少，在那篇写着“因为爱走到一起，不能带着恨而离开”的新闻中，武汉市硚口区刑庭以及民庭的法官所做的事情，是一块儿劝说原告放弃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最终，事情圆满：硚口区法院作出判决，丈夫犯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夫妻二人离婚。
简直皆大欢喜。这样温情的语调，轻描淡写的语气，甚至让人疑惑，丈夫把妻子打成骨折这种行为，是件多么普通，多么不值一提的小事。
事实上，家庭暴力作为法律概念，早在2001年就出现在最高法对《婚姻法》的解释中。可是，如今来自法庭的那一句温情脉脉“不能带着恨离开”，不禁让人想追问：我们距离不再把家暴视作“家务事”，究竟还有多远？
没有答案。只有一个个令人咋舌的案例，清晰显示出社会如何漫不经心地对待家庭暴力。
就在硚口区法院调解家暴案的前一天，河北邢台一名长期遭受家暴的女性，命丧丈夫刀下。被害前，她曾3次到派出所报警，可她丧命的地方，竟也是在派出所。
新闻报道中，我们又见到了熟悉的“家庭矛盾”一词。这一次，死者是与父母、丈夫一起为“调解家庭矛盾”而进的派出所。结果这摊活儿，指导员派给副所长，副所长则不见踪影。就在老岳丈去找人来调解的当口，女婿挥刀杀害了妻子与岳母。
这样的案例虽然极端，却绝非个案。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妇联的调查显示，中国24.7%的女性，曾在婚姻生活中遭遇过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的配偶暴力。在我国的家暴受害人中，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选择报警。
我们见到的这些案例，只是冰山一角。
受害报警的妇女，多半只能换回一张报警回执单，与苦口婆心但无济于事的调解。这似乎在说明一点：尽管没人会明说，但在大众心里，家暴依然是“家庭矛盾”，是不需外人介入的“家务事儿”。然而，当这个国家有1/4已婚女性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时，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装聋作哑，相信家庭暴力只是一桩家务事儿吗？
研究早就证实了一点：家暴行为有暴力循环规律，会愈演愈烈，不是忍让能够化解的。只是外人难以想象，在轻描淡写的“家庭矛盾”四个字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正是因此，在美国、德国等国，一旦发现家暴事件，警察会立即将受害者保护起来，并且让施暴者接触不到受害人。他们明白：唯有在第一次发生家暴时阻止，才能避免事态持续恶化，发展成极端案件。
在我们这儿呢？
好在，我们看到了令人欣喜的进步。
就在今年，至少有两名因为反抗家暴而杀死配偶的女性，少见地得到了轻判，不用再为此付出终生代价。
就在上周，全国第一个警察反家暴教官培训班在湖南警察学院开班，包括联合国官员在内的反家暴专家，给来自数省市的警察学院教官授课。警察学院暴力防治研究所所长说了这样的话，“施暴者侵犯了家人人权，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也被提上日程，虽然立法难点依旧集中在如何突破“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上，但至少，我们可以期待，不久的未来，家庭中每一名成员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护，不因一纸结婚证或是血缘关系而成为一笔糊涂账。
然而，路依然漫长。不把家暴当做“家务事儿”，需要的不仅是观念的改变、法律的支持，更需要实际的动作——譬如一个专门收留被侵犯女性和儿童的庇护站，让他们在逃离家庭时有地方可去。
要知道，很多受害妇女不得不回到施暴者身边，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们无处可去，连经济都掌握在丈夫手中。
只是现在各个城市的庇护中心往往设立在救助站，一个儿子不能与母亲同住、旨在送走求助对象的机构。这显然不是家暴受害人能够长待的地方。
什么时候能有真正合适的庇护站？如果我们追问下去，还会有很多很多问题……民间机构能否帮助到走投无路的受害人？警方能不能及时介入？法律能不能为她们撑腰？
也许这些都太遥远，毕竟，我们还处在一个为了“不能带着恨而离开”，去劝说受害者放弃追究责任的时代。在社会新闻没有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走在光鲜的购物城或是写字楼里，总觉得自己是21世纪新女性了，而太少的时候，我们蓦然转头，才会看见背后那一地千年不变的凄惶。
有可能的话，就让我们多问问，前面的路还有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