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哀乐为他而奏

    7月17日上午9时，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低沉肃穆的《哀乐》缓缓奏起。

    自从1949年被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采用，这首《哀乐》作为中央批准的国家葬礼乐曲，广泛使用于全国各地殡仪馆。60多年来，它以凝重悲怆的旋律向逝去的国家领导人和百姓致哀。而这一次，它送别了它的改编者——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任团长、著名音乐家、指挥家罗浪先生。

    滂沱的大雨没能阻挡人们前来与他告别的脚步。来送行的亲友和自发赶来的市民，有400多人，其中不乏年过八旬的长者。

    告别厅的大屏幕上滚动着一张照片：罗浪一身戎装，戴着白手套，高举一支红色的指挥旗，挺拔地站在军鼓阵列的前方。那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年仅29岁的他担任联合军乐队总领队和总指挥，沉着地率领200名乐队队员，将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奏响。

    “他是我们中国军乐的一棵大树。” 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八任团长、现任音乐总监于海说。上个世纪50年代初，罗浪在拮据的经济条件下，将1000多人的军乐团培育起来。由他改编和配曲的许多作品到今天还在被经常使用。

    2009年，在国庆60周年盛典的排练现场，面对联合军乐团和合唱队共4000多人，89岁的罗浪从轮椅上慢慢起身，像60年前站在天安门城楼前那样挺直了腰杆，为大家指挥了国歌。他说起话来“很带劲”，声音高昂洪亮。据过去千人乐团的老团员说，当年没有麦克风或者扩音器，就全凭着嗓音，1000多人都能听见他喊的指令。

    “他的动作很有力，完全不像一个孱弱的暮年老人。国歌一响起，他的那个精神气儿就起来了，身体像打了强心剂一样。”于海感叹，“老一辈就是有那一股劲。”

    在于海眼里，罗浪是一位典型的“老革命”。少年时奔赴延安师从冼星海的罗浪主张宣扬民族的东西，不要太“洋化”，提出在阅兵仪式上使用中国自己的曲目。

    在旁人眼里，罗浪特别朴素，普普通通的，根本看不出是个干部。1979年，单位在干休所给罗浪分了一套房子，他在那里一直住到最后。

    他的房间布置得十分简单，两扇门的衣柜上面顶着笨重的木头箱子，玻璃橱柜旁边挨着老旧的书柜。罗浪把自己的功勋和奖状都收在这书柜里，其中包括代表着中国音乐最高荣誉的“金钟奖”。

    那些样式古老的家具，随便一件都能数出几十年的历史。布面沙发磨破了外罩露出了弹簧。罗浪日常穿的衣裳，几乎每一件的袖口都脱了线，他总说要“物尽其用”。

    在女儿眼里，父亲就是个普通人，80多岁还骑着车出去买菜，遛弯。父亲也从没有让子女们享受过什么优待。

    女儿罗晨说：“他当年参加革命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自己要干什么。妈妈去世时还交了1万块钱的党费，我们觉得这是应该的。”

    罗浪去世以后，《哀乐》版权使用费的问题被热烈地讨论了起来。有人提出，根据著作权使用规定，全国各殡仪馆每使用《哀乐》一次，罗浪至少应该收取版权使用费1元。虽然罗浪生前早已表过态，“《哀乐》是土生土长的民间音乐，谁也不能把名字挂在这样的作品上。我用不着收什么音乐使用费。”  

    对于层出不穷的议论和传谣，女儿们并没有心思去关注和回应。

    她们正忙着继续处理父亲的后事。殡仪馆向她们推荐放进逝者骨灰盒里的“金条”“元宝”“玉石”等摆件，她们统统不要，“爸爸不稀罕这些东西”。 

    她们想寻找一个缩小版的指挥棒陪伴在父亲身旁。她们觉得，这个对他来说才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