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让许多出租车司机称赞的打车软件,如今让他们又爱又恨。提起专车、快车、顺风车,许多出租车司机脱口而出“干不动了”。7月14日至7月21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历时1周,在北京飞机场、火车站、高校等一些区域,对31名出租车司机进行了随机采访。许多出租车司机表示:活儿越来越不好接,收益越来越少,想和过去赚得一样多,就得减少休息时间。
7月15日晚上8时左右,在中央民族大学附近的一家面馆,冯和良(化名)点了一盘炒面、一瓶北冰洋,这份15元的晚餐,他三口两口吃得净光。作为北京市一名双班倒的出租车司机,冯和良从早上5点上路,已经连续工作了14个小时。
坐在记者对面,这位身高1米8左右的壮汉难掩疲惫。面馆门口,停着冯和良所在的银建出租车公司的车,之所以选择这家面馆,冯和良看中的是门口可以免费停车。
这是冯和良开出租车的第四年,比起在小区、酒店门口趴活儿,他更愿意出去“扫街”,但是现在“扫街”的时间比以前多了。“以前干累了还可以随时休息,现在不行了,休息多了收入就少了,如果想和以前赚得一样,我就得紧着跑”。
让冯和良这么“马不停蹄”的原因是专车、快车的出现。“现在不是一个两个司机说不好干,是普遍认为不好干。”冯和良告诉记者,他身边很多司机师傅都想转行了,认为开出租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
“以前早晚高峰的时候都是一车难求,在路上跑的车都是拉着人的,来一个车乘客要抢着才能上,现在早晚高峰空跑的时候很多,空驶率很高。”冯和良抱怨,“客人都被快车、专车那些软件分走了。”
隔壁桌的出租车司机陈炜(化名)一边吃着青菜炒米粉,一边向记者抱怨这几个月自己的“钱包”瘪了不少。
“现在一整天忙下来,还没有以前拉得多。刨去份儿钱,我原来一个月干好了能挣五六千元,现在只有三四千元。”陈炜说,现在在街上扫活儿的时候,明显感觉招手的乘客少了。“我一天最多干17个小时,再多我干不了了”。
收入下滑让陈炜越发精打细算,“我出来一天要在外面吃两餐,加起来也得40元,还不敢喝什么饮料,半个月下来,就得五六百元。”
“那些打车软件怎么都不被关闭呢?乘客都不打我们的车了,我们很受影响,很多人都不想干了,好多司机都这样。”陈炜说。
“不想干了”,变成这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出租车司机的口头禅。
在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附近,从天北路东口起始,长达2公里的机场货运路上尽是密密麻麻的出租车,一眼望不到头,这里的出租车缓慢“爬行”准备领号进入另一个停车场等待,再通过调度进入T1、T2或T3航站楼载客。
北方出租车公司司机王兴辉(化名)每天都会来这里排队,他表示,早上8点之后至少要排3个小时才能进机场,“现在收入少了,以前一个月能挣5000元左右,现在挣3000元都费劲。听说要出新政策了,到时候政策对我们不利的话,我真要退车不干了。”王兴辉说,自己身边已经有好几个同事退车不干了。
被专车、快车抢了生意的王兴辉已经不像原来那般热衷打车软件了。
“一开始的时候,打车软件给出租车司机很多补贴,也让不少司机的收益增加,但现在这些软件上,正规出租车上都接不到好活儿,好活儿全让让专车拿走了。”王兴辉告诉记者。
辞职不干,王兴辉虽然有时嘴上说说,但落实到行动上,并没那么简单。“我还有两年合同才到期,1万元的押金还在公司押着,没辙,顶着压力干吧。”
份儿钱一直是出租车司机头顶的一座大山,在北京,双班的份儿钱一般是每月8280元,单班的份儿钱是每月5175元。如今,专车等一系列网络约租车的出现,逐渐成为出租车司机头上的另一座“大山”。
“专车对我们影响到底有多大,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同样在机场等活儿的曾越(化名)给记者调出计价器上的累积数据,“我今天早上6点出来,到现在是13点48分,7个多小时才拉了368元,原来没有专车的时候,我能拉450~500元左右。”
曾越表示,自己以前还能找个地方休息休息,现在中午休息却只能到机场休息。“以前我一天干够12个小时能拉700~800元,现在干够12个小时也就500多元。”
之所以对专车不满,曾越说还有一个因素是明显感觉路上更堵了。
“原来没有专车之前,北京的早晚高峰堵车时间一般是从6点半到9点,但现在许多私家车都加入了专车、快车、顺风车的队伍,上路运营,堵车时间都变长了。”曾越家住大兴,他告诉记者,在他家的小区里,好几个车主都加入了专车、快车行列,一开始接活,后来奖励少了,就开始用好几个手机刷单。“他们拿手机抢单,然后在路上短距离空跑,跑完之后用另一个手机付一下费,然后再换另一个手机下单,一早上来来回回就能赚100多元。”
曾越希望,政府加强对专车、快车、顺风车的管理。“起码要有准入门槛,北京的出租汽车驾驶员不仅要有准驾证,还有服务监督卡,还要缴风险保证金,比专车门槛高多了。”
说起现状,冯和良希望,出租车公司能降低份儿钱,再对车型作些调整。他认为,之所以专车受欢迎,除了有补贴,车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出租车的车型跟专车差不多,那乘客为什么选专车不选出租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