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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华社《中国经济周刊》推出一组封面报道《楼忠福的红与黑》，勾勒出一个深度介入政治的浙商形象。作为企业家，楼忠福曾放言要夺政府权，曾担任过东阳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曾聚拢一些走出体制的官员。楼忠福也曾把“抓机遇就是抓政治”作为自己的成功哲学，“抓政治”让他赢得盆满钵满，政商关系打通到了北京；同时，政治也让他陷入不法境地。楼忠福的境遇折射了这个时代政商关系的某些特征。
上述报道中，有两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其一，楼忠福老家东阳的官员的表现。报道称，真正松一口气的或许是东阳方面，“再也不用像丫鬟一样了。”有人甚至开玩笑将东阳政府一些官员形容为楼忠福“忍气吞声的丫鬟”。其二是，身为共产党员的楼忠福，人虽被双规但”余威犹存“，有些人依旧婉拒了记者采访，竟是惧怕楼家的权和势，担心楼忠福万一放出来怎么办。
这两则消息佐证了楼忠福在东阳的影响力。随着十八大后反腐行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类似的畸形政商关系得以曝光。楼忠福之于东阳的影响力，形同张新明、刘汉等人与他们各自的老家——一些首富往往连着“首腐”，每一个被查处的首富往往连着一串上上下下的官员。
这些问题富豪身上有些十分鲜明的相同点：他们有“魄力”，这种魄力既包括干合法的事情，也包括干不法的事情；他们善于处理政商关系，和政治走得很近，明里获取政治身份，暗里则借关系在商业上上下其手。若非因为十八大后反腐风暴升级，这些人可能还会仰仗自己的成功学屹立不倒。
畸形的政商关系中，官员与商人的关系很像一种起源于东南亚的封建迷信活动“古曼陀”——大抵是，人们通过供奉一种物品来保佑自己的感情和事业等，这种东西很难驾驭，如果不能供奉好就会反噬自己的主人。由于“古曼陀”是由一些生灵的遗体制作，故内地会将其称为“养小鬼”。
官商之间的利益共同体与这种“养小鬼”何其相似。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由于畸形甚至错误的政绩观，一些官员把地方政府办成了企业，以营利为要务，将自己变成了政治企业家。这种营利冲动必然催化政商一体化，作为带来直接利益的商人，就成了政治企业家用权力供奉的“小鬼”。这种一体化逐步演化为政商同盟并一起攫取利益，政府官员逐步变成商人的庇护者，甚至和商人共谋掠夺他人财富。据中新网报道，有关斯鑫良与楼忠福交往中的另一个传闻，便是说斯鑫良深度介入震惊全国的吴英案，纵容楼家低价鲸吞吴英资产。
利益结盟并不会带来什么牢固的联盟关系，当商人身陷囹圄时，反噬就出现了。商人们自求多福，多会和盘供出所行贿的官员。斯鑫良即是在楼忠福被抓后落马，而成都商人史振华被带走之后，李春城也于不久后落马。
楼忠福有野心，刘汉则在临刑前后悔自己野心太大。是什么让他们的野心变成了自毁前程的失心症，问题或在于权力的边界与规则失范。只有规则与边界的建立，才能阻止野心的信马由缰。我们不能指望官员与企业是圣人，唯有扎紧制度的藩篱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过往，以楼忠福为代表的一类人上人，正是借助权力边界的模糊与规则意识的薄弱，才在政商两界上下其手。十八大以来，旨在简政放权、强化市场作用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它们无不是在技术层面为政商关系确定边界与规则。日本软脑集团创始人宋文洲曾撰文表示,“企业家都是政治高手,越是成功的企业家,其政治手腕越高。而这种手腕就是对于边界与规则的清醒认事，不越界方得商海的自由驰骋。”
“养小鬼”有克主之说，与其说是克主不如说自己迷失在了现实与虚幻之中，走火入魔。同样的，当迷失了边界与规则，政商关系也就离毁灭不远了。
方乐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