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调显示：50.8%受访者通过纪念日了解抗战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70年了，今天人们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忆和了解，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联合腾讯网、今日头条App开展的“中国青年看抗战”大型网络调查给出了答案——受访者了解抗战的三大渠道依次是，教科书、媒体、影视剧。

    认知度最高的抗战英烈都在教科书中出现过

    调查显示，教科书成为公众了解抗战的第一渠道。83.7%的受访者是通过教科书了解抗战的。

    1973年出生的李育森（化名），对教科书的重要影响深有体会。“小时候第一位老师、第一节课、学的第一个字，到现在都记得。一个人读书时接受的东西可能会影响一辈子”。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生认为，我们一向重视历史教育，教科书确实成为很多人主要的知识来源。教科书应该增加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辅相成、相互支援，才赢得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在本次调查列举出的抗战英烈中，狼牙山五壮士的认知度最高，有86.4%的受访者表示知道，其次是淞沪会战八百壮士（79.6%），第三是白求恩（74.7%）。接下来依次是：张自忠（70.8%）、左权（64.8%）、赵一曼（64.6%）、王二小（60.8%）、戴安澜（44.3%）等。还有4.0%的人知道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中共党员、日本人宫川英男。

    80后青年张建平告诉记者，自己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小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狼牙山五壮士》的课文；知道八百壮士，是历史课上讲过；知道白求恩，也是因为在中学语文课上学过那篇《纪念白求恩》，“作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优秀代表，他体现出的人性的伟大和善良，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可以看出，认知度最高的抗战英烈，都是教科书传播的内容。受访者的选择也符合他们的知识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高洪说。

    高洪的工作单位就在北京张自忠路12号。地铁5号线张自忠路站A口外，竖立着一尊张自忠的塑像。高洪上班从地铁站出来，常会给塑像鞠一躬。每到抗战纪念日临近，还会有很多人来献花。高洪表示，我们纪念抗战就应该有一个整体性，要把最值得敬重的人放在突出地位上，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对国军牺牲的最高将领张自忠，和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左权，认知比例都超过六成，且知道张自忠的比例还要高出6个百分点。

    在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看来，这一结果反映出一种进步——近十几年来，学术界进行了更客观的研究，全社会对抗战的普及也更加全面，真实的历史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都有了比较高的认知度。

    “孩子们应该对抗战形成更整体全面的概念。现在已经有大量档案材料解密了，学者也有很多研究成果。我们现在要思考，怎样尽快把这些成果吸收进教科书，形成比较完整的历史记忆，留给年轻一代。”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焦润明建议。

    抗日“神剧”演绎轻浮，是对抗战苦难的不尊重

    调查中，“影视剧”也被61.4%的受访者认为是了解抗战的主要渠道，仅次于排在第二的“媒体”（70.2%）。

    李育森前两天无意中看到，央视电影频道重放老片《地道战》《地雷战》。这两部都是他小时候一直想看没看到的，这回他第一次完整地看了下来，“感觉比现在的抗日神剧强多了”。

    高洪也认为，早年的抗日作品要更接近历史事实。近些年有些抗战剧对抗战态度不太严肃，用戏剧化的方式胡乱编排，这是对抗战英烈的亵渎，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他认为，一定要限制这种作品，不能让青少年通过这些不负责任的影视作品了解抗战。而且，“我们自己都歪曲篡改历史，不是给日本右翼可趁之机吗？”

    “通过这次调查的一些结论可以看出，大众对抗战的认识水平很高。大家确实有这样的印象——抗日战争是和苦难、付出、牺牲相连的。这也从事实上驳斥了所谓的‘抗日神剧’。” 周永生说，大众心中的抗战，并不是“神剧”中那种轻飘飘地打“鬼子”，抗日英雄人物总也打不死，“鬼子”一打就死。这种演绎非常轻浮，是对抗战苦难的不尊重。

    抗战纪念和老百姓生活联系起来，将产生更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中有50.8%的受访者是通过“纪念日”了解抗战的。去年确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国家仪式，对于公众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两个国家仪式的确立是一个标杆，全民都会在那一天前后回顾历史，传播的信息量会大大增加。”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苏智良表示。

    上世纪90年代初，苏智良曾在日本看到，每年的8月15日，日本各地都要举行各种仪式以示纪念，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战殁者追悼式”。“追悼式通常在东京武道馆举行，由天皇和首相、参众两院的议员、内阁成员及死亡者家属出席，会场上气氛‘庄严肃穆’，参加者依次向‘英灵’献花。当时给我的感受很震惊”。

    此后的13年，苏智良一直呼吁设立公祭日。直到去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国家公祭日终于确定。苏智良说，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不是一个短暂的行为。我把它看成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国家仪式的很重要的部分，并不因为将来中日关系的好坏而消失或张扬。因为我们不仅仅是针对日本”。此外，这样一个国家公祭日，能不能在国际社会上做好宣传，最后也能像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纪念日那样成为世界级的一个纪念日，我们还要做很多的努力。

    今年9月3日是中国第二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等盛大活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9月3日正值全国中小学开学之际，怎么把抗战教育和孩子的入学教育结合起来，让他们都能为振兴中华而努力，这也是苏智良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今年九三阅兵全国放假，大家都反响强烈。抗战纪念如果和老百姓的生活联系起来，就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周永生感叹，纪念日从传播的角度来讲太重要了。目前公祭日还没有实现全国放假，如果也能够全国放假、全国公祭，公众的印象还会更加深刻。

    调查显示，受访者了解抗战的渠道还有：传记等文学作品（51.4%）、周围长辈（39.0%）、参观博物馆等活动（33.6%）、同学朋友（12.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