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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国际体育大赛需要重新校准目的，从让比赛圆满成功转变为让市民得到实惠，否则，就要考虑举办的必要性。”对于在8月17日得到证实的“杭州将申办2022年亚运会”这一消息，上海体育学院教授、知名赛事运作专家刘清早感到有些“没预料到”，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杭州本身已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举办亚运会的目的，除了加强城市推介外，或许需要更高层面的设想。”
申办亚运会为何欲说还休
事实上，关于杭州将申办亚运会的消息，早在去年便已现端倪。据媒体报道，去年7月22日刊发于杭州市委、市政府官网“中国杭州”上的《杭州市体育局2014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因其中多次提到“杭州将申办亚运会”，舆论对此不乏反对之声。当时，杭州市体育局发表公开声明致歉，表示该文件的上传是“工作失误”，“本应是内部讨论的材料”。而记者在今天重新搜索该文件时发现，字里行间已寻不到“申办亚运会”的字句。
从上周起，“杭州将申办亚运会”的消息又再度传出，并令多只相关股票上涨。可在正式宣布申办消息的前一天，有媒体致电杭州市体育局办公室询问此事，得到的却是“二度否认”的结果，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并没有听说此类消息，也不在工作计划内”。但仅仅一天之后，杭州便正式转身成为“截至目前唯一的申办城市”，“唯一”二字，结果不难预料。
面对一波三折的“申办谜团”，中国青年报记者今天致电杭州市体育局副局长丁炯，丁炯表示，“目前，无法给出任何官方的说法，需要等待中国奥委会有关如何发布亚运会相关事宜的最终意见。”而记者就此询问中国奥委会时，得到的答案是“这一两天就会有对外发布的信息”。由此可见，官方对亚运会信息发布的态度十分谨慎。
在这种谨慎的背后，是近年来亚运会频频遇冷的现状以及舆论对“亚运会”日益“严苛”的态度。实际上，中国已逐渐成为与亚运会关联最为密切的国家，继北京和广州分别成功举办1990年和2010年亚运会后，南京市也曾在越南河内放弃2019年亚运会主办权时表达过“接手”的意愿，只是承受着“九成网民不支持”的舆论压力。去年5月8日，时任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在北京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南京有能力举办亚运会”，次日相关部门予以澄清该消息“系误读”。加之本次杭州申办同样扑朔迷离，不禁令人唏嘘，“亚运会真的只是鸡肋吗？”
杭州现在能否举办亚运会
“亚运会为什么在中国不受欢迎了呢？”中国体育界泰斗、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今天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认为，俄罗斯索契冬奥会花掉了500多亿美元，给民众造成了对承办大型运动会的恐惧。
在亚运会历史上，2006年多哈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也都以投入巨大著称，但从赛事的国际影响力、竞技水平和观赏性来看，亚运会又难以体现出与东道主巨大投入相匹配的价值。这不仅导致民众对亚运会的接纳程度降低，也直接削弱了亚洲各国承办亚运会的热情。特别是越南河内在去年4月宣布放弃2019年亚运会举办权，对亚运会的形象更造成了巨大打击。
魏纪中向记者透露，杭州之所以提出申办2022年亚运会，实际上源自亚奥理事会与中国的默契，“在越南放弃2019年亚运会举办权之后，虽然印尼接手了那届亚运会，但亚运会整体上陷入了不稳定状态。”
按照预定计划，2022年亚运会应当在下个月的亚奥理事会大会上产生主办城市，但尴尬的是，在杭州提出申办之前竟没有一个申办者，亚洲各国对亚运会的态度明显冷淡。但事实上，作为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洲际综合性运动会，亚运会的价值还是存在的，这项大赛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冷遇。“为了让亚运会尽快摆脱‘不稳定’状态，亚奥理事会向亚洲的大国提出了承接亚运会的希望。”魏纪中表示，中国作为亚洲大国，应当对亚洲的体育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从亚奥理事会来说，自然也更有信心看到，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举办亚运会，可以帮助亚运会尽快走出不稳定期。
因此，杭州申办亚运会可以说是亚奥理事会与中国共同的选择。不过，在申办亚运会一事上，中国政府更需要体察民意。
魏纪中回忆，8月初，自己作为亚奥理事会的考察团员对杭州进行了实地考察，杭州方面对亚奥理事会的考察结果非常关心，因为在考察之前，杭州并不清楚自己还需要投入多大力量进行相关场馆和设施的建设。当亚奥理事会在考察后给出结论——杭州依照现有的和正在建设的体育设施足够满足承办亚运会的需求后，杭州才算真正打定了申办亚运会的主意。因为亚奥理事会的结论意味着杭州无需再为承办亚运会作规模巨大的投资，“如果说到新建设施，杭州可能只需要新建一个亚运村。而亚运村一般都是房地产商开发的项目，政府并不需要直接投入。”魏纪中表示。
从目前的杭州来说，无论是正在建设的大型体育设施——奥体城，还是未来亚运村可能所在的区域——城市新区的建设，都是城市既定发展规划的一部分，与申不申办亚运会并无关系。举办亚运会不会成为市民的负担，魏纪中表示，杭州市民大可打消“要花很多钱办亚运”的顾虑。
避免让大型运动会成为烧钱的无底洞，这已经是国际体育组织的共识。国际奥委会在去年提出了《2020决议》，其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减轻奥运会东道主的办赛成本。今年7月31日，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北京提出的冬奥会基建预算仅有15亿美元。奥运会申办城市能否充分利用现有设施而不是大兴土木，成为国际奥委会最为看重的申办条件之一。
亚奥理事会对亚运会举办城市也有相似的要求。比如从河内接手2019年亚运会的雅加达（接手后，亚运会举办时间定为2018年），将有十几个比赛项目放在城市现有的展览中心举行，魏纪中表示，亚奥理事会对雅加达的这个办赛方式是非常支持的。不过，大型运动会的承办城市最终会以怎样一种方式去筹备赛事，也不能完全看申办城市的承诺。
索契在申办冬奥会时，提出的预算是160亿美元，国际奥委会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索契最终花掉了500多亿美元。河内在申办亚运会时提出的预算仅有1.5亿美元，但实际上，那座城市有大量的设施需要建设，这点预算是远远不够的。
魏纪中表示，从亚奥理事会的角度说，一座城市可能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去办亚运会，但如果城市愿意以大手笔办亚运会，那也是亚奥理事会所不能控制的事情。民众对大型运动会恐惧也好、误解也好，现在已经非常强烈。亚运会成了无人申办的烫手山芋，冬奥会也仅有两个申办者。大型运动会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转变“烧钱”形象，还有待国际体育组织和各个主办国真正践行节俭和可持续的理念。
北京奥运会的“办法”还适用吗
作为截至目前“唯一”的申办城市，杭州很有可能在亚奥理事会于9月16日在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举行的第34届代表大会上，成为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的举办城市。而同年，北京也将携手张家口举办第24届冬奥会，中国或将在大型运动会“烧钱”形象转变的过程中，迎来一次新的办赛高潮。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北京基本上没什么国际赛事，2009年～2014年间，北京举办的国际赛事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08年间举办的赛事总和还要多。”北京市竞赛管理中心主任海振文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透露过相关数据，从中可以管窥到北京奥运会后中国在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上的明显提升。
对于这些大型赛事的必要性，著名体育学者、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在北京申办冬奥会结果揭晓前夕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中国来说，举办这种国际性影响的体育赛事我们应该坚持，国际赛事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我觉得，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体育环境的变化，使得我们有举办像冬奥会这样的大型运动会的条件。因为现在就连欧洲体育运动都有所降温，举办大型活动和赛事在很多政府和民众看来都是一个负担，他们的热情和积极性下降。但中国的发展阶段注定了我们很需要这种推动力，世界上的七大经济体，美国、日本、中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除了英国和我们，其他国家都举办过冬奥会。由于这样的条件和我们经济发展的需求，我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
可当新一轮大赛落地，需要升级的便不仅是硬件设施，更有办赛理念和赛事运营人才储备等软件领域，正如刘清早所说，“不能把北京奥运会的办赛理念和目标再原封不动地拿到今天来说了。”
即便中国的多个城市已经经历过不同体育大赛的“洗礼”，但作为国内的赛事运营专家，刘清早依然需要辗转各地协助办赛，在“每个城市都是零起点”的现状下，他看到的是“国内缺乏一套规范的赛事运营标准与流程”与“专业的办赛人才十分稀缺”。但更为关键的是，在看到大型体育赛事带来优势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城市功能为满足运动会需要付出的代价，如酒店、交通、道路、环境等资源成本；民众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的成本；甚至潜在的风险成本与人力精力成本。因此，“要向世界证明中国有能力、有实力能进入体育国际大家庭，作出负责任大国的表现，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而大型体育赛事作为一次性的社会事件，现在更需要的是让群众从中得到实惠，与真正符合城市发展的目标相联系。”
若基于此，包括亚运会在内的大型体育赛事仍对中国的不少城市会具有推动作用，在刘清早看来，西南、西北地区更应考虑把大型体育赛事作为城市发展的抓手，只是无论对于哪个城市而言，想让大型体育赛事“烧钱”的形象有所改变，就应当校准办赛的目的，“至少要通过运动会提升全民健身的意识，而不是组织几场全民健身活动就行了，需要让他们从电视前、看台上走到运动场上来”。其次，“能否借此机会有序地促进城市发展、合理利用体育场馆，将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同时，“能给举办城市带来正面影响，增强举办地民众、投资者的信心和自豪感”。如果以这些目的作为出发点，且进行赛前评估后作出决定，大型体育赛事的形象或许会有所扭转，“但如果只是依据长官意识就决定办赛，结果就很可怕了。”
本报北京8月19日电
本报记者 慈鑫 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