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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只待了12天。”项英的女儿、84岁的项苏云说，“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同我和弟弟在一起。”
在北京的家中，两鬓斑白的项苏云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起那次相见的情形。“1938年9月，在延安一间坐满人的大礼堂里，陈云把我领到一个和八路军穿不一样军装的人面前，笑着说，‘小江巴佬，这就是你爸爸’！”
项苏云记得，穿不一样军装的人一把将她抱到腿上，不停地问：“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上学了吗？”不一会儿，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这个人又把自己放下，到台上讲话去了。
这就是项苏云对父亲项英的第一印象。后来她才知道，项英穿的是新四军军装，他正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那个热气腾腾的大礼堂里举行的正是欢迎新四军代表的大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于10月将在南方8省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当年12月，项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
7岁的项苏云对时局的变化一无所知，她记住的只是拥有父亲的12个日夜。“那12天里，父亲白天开会，晚上把我和弟弟接到身边，亲自给我洗脸、洗脚、穿衣服。”她感慨地说，“他把对我一生的父爱都在那12天里给了我。”
对项英来说，这也是难得的温情时刻。1931年项苏云出生前，项英已经从上海到达苏区。1934年，他领导下的红军掩护党中央率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分散在南方8省坚持3年游击战争。7年来，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孩子。
在延安期间，国际友人马海德给项英和儿女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此后不久，他便因华中抗战局势紧张而提前离开了延安。当时的项苏云并不知道父亲在忙什么，直到50多年后，她才从研究项英30余年的学者王辅一那里得知，父亲在编组新四军、与叶挺指挥部队在长江南北地区开展抗日斗争的艰苦历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及时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整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王辅一在撰写的《项英传》中提到：“国民党当局因抗战形势紧急，很快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妄图借日本侵略军之手来消灭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讨价还价，中共代表同国民党当局终于达成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为一个军的协议。”
当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正是项英。1937年12月，他在坚持共产党对新四军绝对领导的前提下，同意在军以下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两个团，隶属于第3战区管辖，位于江北的第4支队归第5战区指挥。
编组方案的最后确定对新四军来说意义重大。“它表明共产党与新四军取得了合法地位，部队集结、服装发放、经费来源等得到解决，才能堂堂正正地开赴抗日前线。”王辅一在《项英传》中写道。
1938年1月，南方8省红军和游击队的编组工作全面展开。项英一方面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一方面研究部队集中改编事宜。到4月，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10个团。
“父亲感到，这支队伍人数虽不多，但大部分是在3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下来的精华，是经受过考验的，因而相信他们能完成党中央赋予他们坚持华中敌后抗敌任务。”项苏云说。
1938年4月起，新四军主力逐步在长江南北实施战略展开，并很快投入到敌后抗战中。5月12日，项英在军部接到第四支队的报告：进至皖中巢县抗日的第九团第二营和侦察队，于当日上午在蒋家河口设伏，毙伤日军20余名，缴枪10余支，伏击的指战员无一伤亡。这是新四军开赴敌后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个胜仗。5月15日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专门刊登了这一消息。蒋介石也于5月16日发来电报，称“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
此后，胜利的报告接连传到项副军长的耳朵里。赴苏南的先遣队在镇江以南的韦岗设伏，毙伤日军少佐以下官兵20余名，击毁汽车4辆，缴获军用品1部。第二支队在粉碎日军的扫荡后，袭击日军火车，消灭了部分日军。第四支队6～10月就取得数十次战斗胜利，毙伤日军1000余名。第三支队经过6次繁昌保卫战，毙伤日军450余名。
王辅一评价说，新四军的战略展开初步打开了苏南、皖中的抗战局面。“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前，日军在常州、南京、芜湖一带仅驻两个联队。”他在书中写道，“新四军进入江南后，迫敌增兵防卫，到1938年年底，江南的敌人已增加到两个半到3个师团，这就有利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1940年4月、10月，项英与叶挺一起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两次万人大扫荡，取得歼敌3800余名的重大胜利。
在王辅一提供的研究资料中，项苏云发现父亲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1938年冬，为招待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项英让警卫员到司务长那里借3块钱招待客人，交待从下月津贴费中扣除，被传为佳话。”她说。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皖南部队在北移途中突遭国民党军8万重兵袭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3月14日，项英在泾县蜜蜂洞内隐蔽时被叛徒杀害。
3年间，新四军共歼日伪军和顽军90133名，部队由开始编组时的4个支队增加了第五、第六支队和豫鄂挺进纵队，人数由10329人发展到88744人，增加了7倍多，开创了皖中、苏南、苏北、皖东和豫皖苏边、豫鄂边等抗日根据地。“这些都为为新四军尔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王辅一在《项英传》中这样评价。
本报记者 王达 曹忆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