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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8月23日 星期日
中青在线

爆炸事故发生后,天津团组织牵头第一时间组建心理疏导团队设立心理救助站

内心重建如何才能“触底反弹”

本报记者 章正 《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8月23日   04 版)
 8月18日,天津港“8·12”爆炸事故遇难者的“头七”,在滨海新区京门大道街心花园的吊唁现场,志愿者在分发白色的菊花。本报记者  章正/摄

    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发生之后,15岁的中学生李岩(化名),并没有停止上暑期课外辅导班。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老师在讲课的时候提到爆炸物品中包括氰化物,其中氰化钾平均致死量为200毫克。听到这一信息之后,他再也不敢在室外大口呼吸了,回到家里之后,把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

    到了8月15日,他突然感觉胸闷气短,随即被家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奇怪的是,经过检查医生并没有发现他的身体有任何器质性病变。可是,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李岩突然手抖得特别厉害,并且持续了好几分钟。这把他的父母吓坏了,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就诊,结果还是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虽然他的身体没有被检查出任何问题,但是李岩只能依靠氧气袋才能正常呼吸。无奈之中,家人只有求助于团天津市委在天津第五医院设立的心理救助站。

    屈利是接待李岩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她说:“李岩来的时候表情特别木讷,他的妈妈还帮他拿着氧气袋。” 

    “我当时就和他聊,发现他身体上的症状是恐惧所引起的。”为了消除李岩的恐惧心理,屈利当时就给他分析说,“我们处于爆炸点的上风向,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很低,人体要呼吸够200毫克的剧毒物也是不现实的。”

    当时,屈利边解释边给李岩做一些心理抚慰,让他的情绪平复下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李岩的身体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觉得自己的担心有些好笑。

    “我运用了置换错误认知的方法,用正确的信息换取原本错误的观念,从而消除李岩的焦虑点。”屈利笑着说。

    其实,像屈利这样的志愿者有很多,在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发生之后的第一时间,团天津市委就组建了由110余名专业人员组成的心理疏导志愿服务团队。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余名老师,共同组建“8·12心理危机援助中心”。在此基础上,两家机构共同出资成立天津心理援助服务站。团天津市委还从天津师范大学招募选拔60余名青年志愿者,成立天津青年志愿者心理援助服务总队,协助天津心理援助服务站开展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服务。

    保护措施不恰当,父母变成“二次伤害”的“凶手”

    在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年轻的妈妈何莉(化名)依然心有余悸。爆炸发生时,她与女儿在家中,她当时以为发生了地震,带着女儿冲出了家门,一路尖叫。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女儿受到了惊吓,突然变得不爱说话了。随后,何莉将女儿送到了外地的奶奶家。

    “奶奶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孩子在睡觉的过程中经常做噩梦,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何莉只好电话求助团滨海新区区委心理援助热线。

    当时接电话的是天津良友心理咨询中心的志愿者张晓萍:“我劝何莉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接回来,孩子不仅在爆炸中受到了惊吓,而且孩子出现恐惧的原因就是父母不在身边。”

    张晓萍根据多年心理咨询经验认为,父母是孩子安全感的来源。遭遇突发事件,有父母陪伴的孩子,比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焦虑感要低一半左右。如果发生类似爆炸事故,父母把孩子送到外地,看似是保护措施,可是一不小心就变成“二次伤害”的凶手。

    “家长们看到孩子受到惊吓,第一反应一定是觉得心疼。有的家长为了补偿孩子,给孩子买了很多玩具和零食,对孩子‘过度补偿’并不利于孩子心理的恢复。”张晓萍给家长提出支招,“这个时候,家长给孩子精神上的抚慰更加重要,比如给孩子一个拥抱,逐渐消解孩子紧张的情绪,让孩子逐渐恢复到正常的情绪中就可以了。”

    事实上,在大的灾难面前,孩子的情绪总是会发生变化的。比如出现发烧、腹泻、肚子疼等症状,这些都属于心理的应激反应。如果短期内孩子情绪没有缓解,就要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援助志愿者。

    “很多受灾者,灾难发生初期还硬扛着,这反而容易在后期憋出更多的问题,还不如及时地宣泄出来。流着泪前行的人才算坚强。”张晓萍说。

    她提出自己的担忧,灾后受灾者会出现失眠、噩梦、焦虑和愤怒等表现,这些都是正常的。不过,社会要对那些沉默寡言的受灾者格外注意,必要的时候及时帮助他们寻求心理干预。

    防止误读受灾者情绪,用专业技巧为受灾者减压

    最近这几天,来自天津的志愿者韩英在接待受灾的来访者时,设立了一项不起眼的小程序——让来访者自己把纸巾扔掉。

    原来,由于来访者的精神高度紧张,她为受灾者心理疏导的过程中,绕不开情绪的宣泄。“需要通过哭的方式,让憋在来访者心中的情绪充分地释放出来。”韩英解释道。

    每当来访者哭的时候,韩英总会不失时机地递上纸巾。当心理疏导结束之后,韩英就会引导来访者把纸巾扔到门后的垃圾桶里面。

    “别小看这个动作,其中就包含着一种暗示——把负面情绪扔掉。”韩英一语道破天机。实际上,在灾后心理救助的过程中,这种小技巧非常多,以此引导来访者进行有效的情绪释放。

    虽然女孩王雨薇(化名)居住的公寓,在这次爆炸事故中损失严重,但是她这几天的伤心情绪,很少有人理解,还有不少人还认为她是“吃饱了撑着”。

    在爆炸发生之后,由于跑得太着急,没有把家里的小狗带上。第二天,家门口拉起了警戒线,她不能进入现场。

    几天之后,在消防队员的陪同下,王雨薇被允许进入现场,她找遍了小区,但就没有发现小狗的踪迹。这让她感觉非常悲痛,她也像祥林嫂一样,见人就打听自己的小狗。此举遭到别人的反感。

    有人说:“这么多人遇难了,这个时候还有心情管一条狗?”这样的质问,让她感觉非常受伤,感觉别人不能理解她。

    “这条小狗意味着一种链接,她已经把小狗当作她的家庭成员了。我在接待她的时候,就运用了共情的方法。我就对她说,这条小狗一定很可爱。”韩英说。王雨薇就拿出手机,给韩英看了很多张小狗的照片。

    共情是灾后初期心理重建的基本方法,也就是让来访者感受到咨询师内心想法与自己完全一致,从而帮助来访者打开内心世界。

    韩英说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她说:“有的事情我们有解决方法,如果有的事情我们无法改变还不如等待。由于王雨薇刚结婚不久,我就问她对未来有什么具体的希望,她希望未来一年有小宝宝。”

    因为王雨薇的社会支持系统比较好,老公比较关心她,做完心理干预,她的心情好多了,也露出了笑容。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来,受灾者的情绪没有对与错之分,不能对他们的情绪妄下结论,需要用专业的心理学知识进行解读,不然容易产生“二次伤害”。

    专家指出,一些心理创伤者的灾后心理援助的效果比较好,并不是完全取决于心理咨询师的技术,而在于来访者社会支持系统完善与否,比如父母是否爱自己,家庭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如果完善,来访者的心理就能恢复得比较好。

    避免心理援助短期化,内心重建需要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我们在爆炸事故发生第二天,就开展了部署工作,联系了社会组织派出了3位志愿者老师,建立了心理救助站,给市民提供免费的心理疏导。”团天津滨海区委书记黄东表示。

    在第一时间,团天津市委就通过当地的报纸、电视、微信等方式将咨询的信息传播出去。爆炸事件发生的第二天,12355热线就接到200个志愿者的报名申请,团天津市委从第一批中选取了9名志愿者,来到滨海新区心理援助服务站开展服务。

    “我们现在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心理的应激处理,运用共情的方式去安抚他们。”天津市良友心理咨询中心专家韩章荣介绍。

    当事人经历过爆炸事件之后,其内心的恐惧没有被处理,就会造成压抑。比如不能听到消防车汽笛的声音,不能看到关于爆炸的画面。应激性心理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就可能在潜意识里面扎根,将就会影响到后续的正常生活。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国心理干预服务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很多心理援助志愿者由于专业水平不够,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反而揭开了很多当事人的‘伤疤’,以至于造成了‘二次伤害’。”韩章荣表示。在派出由心理咨询师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之前,良友心理咨询中心都会对他们进行短期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培训,以提高志愿者的专业化水平。

    她提出了自己的担心:“我们心理咨询机构有公益的传统,可是灾后心理重建,不仅仅是要进行应激处理,还包括后期的哀伤处理,这些需要长期的过程。可是,我们难以在灾后长期做下去,毕竟这项工作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

    事实上,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不仅仅是“灭火”,也要考虑下一步心理重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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