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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为自己的产品做一个APP，但有限的成本下技术团队很难请到，我该怎么做？”在南开大学的教室里，一名男生举手提问。这是2015全国大学生创业实训营交流现场的一幕。
台上的摩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军并没有接找技术团队的话茬，直接回答：“先做微信，别先做APP。”
“我的理想设计微信实现不了。”那名男生说。
熊军直言不讳：“很多东西实现不了的话，起码先做能做的事，先把能满足的用户需求的功能实现。创业者永远要先把事做起来。”
“讲创业容易，但做创业很难，因为创办企业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高维资本创始合伙人、高维创业岛创始人兼CEO郭鑫说。来到天津参加实训营的两期100名创业者的资料他全都看过，都是有“实实在在创业项目的”。这位今年即将在南开大学读研的资深创业者说，这些大学生需要真正实战者的“干货。”
一心想牛可能错过了牛的时间点
熊军并不陌生的情况是：创业者想把产品做得特别牛、特别高大上，“无论是用户体验还是功能都追求华丽丽的”。
实际上，追求“牛产品”的理想在两期创业者营员里都有共鸣。一名专注智能硬件的同学希望获得一套“识别市场每个车位的车实时信息上传大数据”的模块。
“如果你需要某一块核心资源，第一看市场有没有免费，就是开源的。第二找到有技术公司，别谈买，买不起，谈分成。”熊军说。
“这套算法值多少钱？”同学追问。
“干吗要买呢？你要养一个研发团队，一年没有几百万元养不下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合作不就挺好吗？”熊军太知道牛产品背后巨大的技术投入了。他经常被这么提问：“你能找人给我做出个微信这样牛的产品来吗？”
“做是能做，你准备花多少钱？”在给予肯定的回答后，他会紧接着反问。以微信为例，将近600人的研发团队，每年好几亿元的研发预算。团队内部实施双团队迭代，即两个团队同时开发这个产品。
做出牛产品的宏图壮志还容易产生一个问题：一时半会儿做不出来。他曾经碰到一个团队拿了不少钱，做了9个月还没搞出来。这9个月里，他的竞争对手花了3个月时间做出来，又花了半年时间做推广，一下来了几百万用户，轻松赶超。
熊军投资的一个项目则得到了循序渐进的益处。一群不懂技术，也不懂高尔夫的门外汉，成功地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占领了整个国内订球市场将近20%的份额。
2013年这个项目确定了，1.0版本遭遇了设计问题。当年7月，一个国家高尔夫球教练加入团队着手修改，一个月后才上线。随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没有CTO的团队将产品迭代了三个版本，发展到3万用户，顺利被收购了。
“你要清楚，你的业务流程是什么。不要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版本来实现，很多功能实际到用户那里可能没用。”熊军说。
做到极致有多难
过来人知道创业有多艰难。
趣分期的创始成员林友还记得自己到北京的第二年，“和女朋友要结婚，但没钱买房子，还想着以后要买车。”想到未来的方向，忍不住落泪，甚至想，要不然回家吧。
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在没有什么门槛，竞争又十分激烈的线下推广中，取得优势的途径只能是“把事情做到极致”。即使是传单员发传单，也有完全不一样的做法。他们团队在发传单时，尽力以标准流程要求每个业务员怎么发。整个队伍以一种创业的热情揉在一块。
除了热情，还需要有心。
2009级的一名大学生毕业后不久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餐厅。一开始生意还不错，但2014年年底起生意下滑。于是他们转型做了一家有格调的豫式快餐。
“一直单打独斗，我想在餐饮行业里找合适自己的位置。未来我要选择，应该是基于自己的爱好，还是基于自己的行业经验？”他向郭鑫发问。
郭鑫问：“你的爱好是什么？”
他回答：“足球、运动、游泳。”
郭鑫讲了自己的故事：无论是出去打高尔夫还是踢足球，结束了总是饥肠辘辘，但运动场周边往往没饭馆，一群人只好吃泡面。
“运动配餐你觉得有人做吗？你在餐饮行业属于积累很好了，研发基于适合运动后补充的菜品和易于在郊外吃的这种饭盒。不用开餐馆，不用长租水电的付出，只需要找一个中央厨房，线上做一个平台或者开个微信公众号下单，配送过去就行了。慢慢地，你可能真的能够做出一个独立的品牌来。”
“其实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搭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很有价值。”郭鑫说。
要知道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这种事情太常见了：初创团队，拿了一笔天使投资或者政府的补贴，大家觉得这钱很多了。但通常，钱会花在不太用得着的地方。”郭鑫说，打大量广告，或者做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办公室，拿钱雇了一些外包做一些实际没什么用的功能。这些时候团队会发现钱花得非常快，一个月公司一半的现金就没了，“钱花完了你该怎么办？”
“那我们该怎么管理呢？”有同学站起来提问。
在郭鑫看来，互联网思维具有弹性，扁平化管理可以让底层的员工直接作反映、作决策，这对于传统企业是很有帮助的。但在创投圈摸爬滚打了多年的这位90后CEO很清楚，这需要底层的员工质量非常高，反应非常快，而初创企业受限于成本，很难达到这个水平，一不小心，“所有的决策都混乱了。”
“去做事情。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方法论去指导。给所有的员工都设置一个要求，要给他一个可量化、可预期、可衡量的一个指标。”郭鑫说。
1993年，熊军因为高中时候的兴趣，进入南开大学物理系，然而“到了大学却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在大一那年的暑假，他开始接触计算机。 1994年，他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的故事，终于下定决心要投身这个行业。天津的鞍山西道当时叫天津电子一条街，他在那儿找到了和计算机相关的工作，磨练自己的技巧。1998年，在国内互联网还不是太普及的时候，他开始研究移动互联网，踏进了最终汹涌澎湃的大潮。
在熊军看来，能和过来人取经，和同龄人讨论，实在是非常幸运的。
第三期实训营一位毕业于计算机学院的工科生，拿了学校3间免费的办公室，正是循着熊军当年的路线，从今年3月起在校园里开展技术外包的项目。创业维艰，第一个项目是为一家学校宾馆做软件改造，费用不过900元，团队成员前后跑了8趟对方才满意。半年下来，完成了大大小小40个项目，和北京的几家公司都有合作，盈利50万元。但经手的项目越多，这个技术男越迷惘，他感觉不到公司的方向在哪里，“能不能请教一下企业管理问题？”
“你的管理问题并不是你的管理能力不够，是你的业务形态不稳定。”熊军几乎是没有停顿地回答。他对这个行业太了解了，十几人的团队做外包，规模不上不下，学校有资源但撑不大，开发和技术人员不稳定。这样一来，今天做社交，明天做电商，后天又转做内部信息管理，费力不讨好。
实际上，在2013年熊军遭遇过一样的问题：起步的业务不足以支撑将来的发展。他调整了方向，从新加坡找了一个更合适的新CTO。
“你的主业是什么？”熊军走到讲台边，“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外包是个很大的市场，即使是做煎饼，也有山东煎饼、天津煎饼，天津的煎饼可能在北京的市场更好卖。”
本报记者 王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