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天空

    “真没想到，我一个老农民还能出书了。”68岁的秦秀英略带拘谨地站在上海书展的舞台上。她觉得这件事情挺不可思议的。在博客上，她这样介绍自己——“四零后，农民老太，喜做自然笔记。”

    让她来到书展的是一本叫做《胡麻的天空》的书。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摘自她的博客。在那里，她发表了一篇篇图文并茂的博文，先在纸上作画，用相机拍下上传，然后配上几段短文。

    在这些博文里，读者看到许多上了年头的乡村记忆——

    村里闹了鸡瘟。秦秀英把自己从姐姐家要来的一公一母两只鸡圈在粮仓里，把口子赌住，一天给喂两次土霉素，不让它们接触外面的空气。过了两天，村里的鸡死光了，秦秀英把自己的鸡放出来，母鸡还下了17个蛋，引得大伙一阵惊奇。

    这件事情让她引以为傲，她仔仔细细地把整个过程和场景重现出来。先用铅笔打好底，再用黑色水笔加深轮廓，最后用彩色铅笔上色，两只白鸡和一群金黄的小鸡仔跃然纸上。

    她还曾经画下一把扎好的糜草笤帚。改革开放前，河套地区经常种糜子。除了用来做粮食，人们还割下糜穗，把籽打落，晒干以后扎成笤帚用来扫炕，软软的密密的，“比现在卖的刷子好用多了”。

    秦秀英把这种从上世纪80年代就再没见过的作物还原到画纸上，标上“这是秆子”“这是穗子”和“籽籽”。

    手绘的笔记和拍摄的照片一起贴在博客上，她在下面回复网友：“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再过多少年更不知道了，留个纪念吧。”

    有出版社看中了她的图画和文字，将它们集结出版，在书腰上印上“60年乡土与社会的变迁”。作家刘震云为她作序：“自己‘记录’自己，才是真实的个体生命的历史。个体生命的历史之中，已经包含着族群的历史，民族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不是相反。”

    对“人类的历史”，秦秀英不是很懂。她把自己的写写画画推荐给妹妹：“做了自然笔记，烦心事能少想一点。”

    在4年以前，秦秀英的手中还没有画笔，更没摸过电脑，甚至连大字也不识几个。

    定居上海的二儿子吕永林把她从内蒙接来小住。从此，回家对秦秀英来说便意味着，走进电梯，升到25层的半空中，把自己关进钢质防盗门背后的两室一厅。

    从大城市的住宅环境角度看，二儿子的家算得上一处非常舒适的居所。25层楼高隔绝了市井嘈杂。从阳台望下去，还可以看到这座“园林式的现代化小区”开售时的卖点之一——修剪规整的草坪环绕着设计精致的人造湖泊和水泥凉亭。

    只是，这分安静与规整，对秦秀英来说还需要适应。

    她曾经拥有一处很大的屋院。在距离上海2000多公里的河套平原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下辖的一个叫做“二喜民圪蛋”的村子，秦秀英和丈夫在一片种不出庄稼的高地上亲手搭盖起了一进两开的正房、偏房、骡子圈、羊圈、鸡窝、猪圈和谷仓。

    院墙外围长着一丛丛芨芨草，院子大门口还有着一棵壮实的白刺，巴盟人管它叫“哈莫儿”。秦秀英记得它长了一米多高，“像一把大伞一样”。

    家里喂着花斑的胖猪、白色的羊羔、棕毛的骡子、灰色的猫咪和杂毛的狗，还有毛色鲜亮的公鸡领着几只母鸡在院里踱步。秦秀英从地里劳动回来，一开门，猪和骡子会叫唤几声，鸡、狗和猫都蹿到她跟前，满院子都热闹起来。

    秦秀英觉得动物是通人性的，人对它好，它就对人有情有义。有了动物，人的生活也能添一点“活乐”。

    而如今，儿子儿媳白天出门上班。拧开门锁，迎接她的是一间冷冷清清的屋子。

    虽然每天都去公园晨练，秦秀英并没有交到本地的朋友。起初，看到公园里有人跳广场舞，她会站在后面跟着学。但是当有人想跟她聊天，她却听不懂人家的上海话。几次下来，她便不再试着与人搭话，也不往人堆里凑，只自己一人绕着公园散步，一圈又一圈。

    走在公园的草地上时，秦秀英偶尔会想起遥远的老家。二喜民圪蛋的路也是这样松软，“一下雨都是泥糊子”。

    在大部分时间里，秦秀英一个人待在硬邦邦的钢筋混凝土高楼里。大字不识几个的她不爱看电视，只能做做饭，烙个饼，时不时缝个鞋垫、枕套之类的小物件。

    二儿子吕永林问她：“在家闷不？”她说：“在内蒙也差不多，习惯了。”

    吕永林觉得，近20多年来，母亲的天地越来越小。

    在他的记忆中，二喜民圪蛋的院落不仅是他儿时的乐园，也是母亲的“世界和舞台”，承载着她“最辉煌”的盛年。在那里，生于土地、长于土地的秦秀英忙碌着春种秋收、饲养家禽牲口，一双巧手把家中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

    后来，吕永林的大姐到了镇上工作，二姐和哥哥在县城读技校，父亲和三伯父在镇上合开了一家木材加工厂。1992年，在家人的劝说下，母亲终于依依不舍地搬到了镇上。

    然而，城镇里没有预留属于她的土地和天空。由于没有文化，她只能打打零工，在家里经营起一个两三米长的日用品柜台补贴家用。在经历了木材厂倒闭、二女儿下岗、大儿子下岗、大女婿去世等一连串生活的变故之后，秦秀英的精神世界愈发灰暗，不愿意多跟人接触。

    2006年，渡过难关的儿女们为她和老伴在临河区买了房子。从镇上搬进城市后，秦秀英更加地封闭自己。“去别人家里得敲门，人家打开门，你才能进去。走的时候，人家送你出来，又把门关上。”几年后，她的老伴也病故了。

    她常常坐在家里回想过去的事情。这大半辈子积攒下来的苦难，足够供她反复回忆，然后一遍一遍地带着眼泪念叨给子女听。

    十二三岁时，秦秀英背起辍学的姐姐从前用的布书包，走十几里路去上小学。怕被同学笑话，每天中午她都要躲在教室屋后才肯掏出午饭——母亲给她装在包里的一根萝卜。

    如此坚持了一年半，她还是不得不辍学回家。在短暂的学生生涯里，左撇子的她硬是被老师逼得学会了右手写字，还用上了6毛钱买的一只小钢笔。她认全了拼音，可以辨认粮票布票的面值，但是在后来父亲被大字报批斗的时候，依然看不懂上面写的是啥意思。

    步入青年，秦秀英在父母包办下结了婚。她与丈夫的相处并不甚和睦。在她看来，丈夫的性格“冲动”“武断”，而她只得一再地忍耐和退让。

    面对秦秀英反复的诉说，二儿媳芮东莉感觉有些无所适从。“坐下来就跟你絮叨以前的苦难生活。有点像祥林嫂，诉起苦来没完没了的，而且眼泪随之而来。”

    除了做一个孝顺的聆听者，她再也不知道该如何与婆婆相处。这位语言学博士一边苦恼自己与婆婆之间似乎找不到共同话语，一边害怕自己无意间流露出厌倦刺痛婆婆的心。

    吕永林更是不忍让母亲的后半生为悲伤的往事所掩埋。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他常常思考，在关心爱戴和吃穿用度上的孝敬之外，要如何为母亲创造一片属于她的天空。

    “说句大不敬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不光是父母创造儿女，儿女也要‘创造父母’。”

    幸运的是，他和妻子找到了答案。

    2011年3月，秦秀英又一次来到上海。在儿子儿媳的“精心预谋”下，64岁的她颤抖地握起铅笔，完成了她的第一篇“自然笔记”。

    在二儿媳芮东莉看来，观察并描画身边的动植物是一项没有技术门槛、不受语言文化限制的好消遣。让她惊喜的是，热爱自然生灵的婆婆很快就爱上了这种记录大自然的方式。

    秦秀英从公园捡回花瓣，细笔描摹，想着画下南方的花草带给内蒙的亲人看看。为了按照儿媳的要求加上植物名称、时间、地点和天气情况的注释，辍学50多年之后，她开始重新“学文化”。

    儿子儿媳手把手地教她。除了写字，秦秀英还学会了电脑打字、上网、开博客和用数码相机拍照。 

    熟练起来之后，秦秀英的题材不再限于眼前的自然物，存留在记忆深处的故事开始从她的笔尖缓缓流出。作为她的忠实读者，吕永林和芮东莉发现，原来母亲的回忆里并不是只有忧伤和苦楚。

    在一笔一笔地细致勾描下，秦秀英逐渐寻回了失却的故乡。独自一人坐在屋子里，只要铺展开笔纸，二喜民圪蛋的土地、庄稼和动物们就可以回到她的身旁。

    1981年包产到户分配牲口，“没权又不会溜须”的秦秀英分到了一头瘦小又爱咬人的骡子。悉心喂到第二年，它已经长成了卖力的大骡子，而且知恩图报，记得谁对它好。

    下一年冬天，秦秀英在三妹妹家看到一只断了一条腿的“拐子鸡”，她心疼它抢不上食，瘦得一把皮，就把它带回了家。后来，这只拐子鸡贡献出了最多的小鸡和鸡蛋。

    还有1985年养的那只“比人还精”的狗“小狼”。它为她看家护院，赶小偷，逮耗子，撵牲口，晚上护送在邻居家看电视的她回家。“有小狼在，甚也不怕！”

    吕永林觉得，母亲的心思越来越澄澈。他很欣慰，母亲在晚年找到了合适的表达方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空间。

    秦秀英的博客在继续更新。前不久，一只八哥亚成鸟闯进了吕永林的家里，毫不客气地扑棱着翅膀讨要吃食。面对这个不速之客，秦秀英和儿子儿媳又惊又喜，根据它的叫声给它取名叫“小觉”，为它买来了鸟食和鸟笼，但又舍不得把它禁锢在里面。

    相伴了一段时日，小觉突然飞走了，一家人伤心了好一阵子。

    家中恢复了宁静。秦秀英展开画纸，细细地描画起小觉深咖啡色的羽毛和明黄的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