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炮”之路

    “我是搞重炮的，他们是搞冲锋枪步枪的。”说到这两年一连串的并购，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伟国打了个比喻。在他看来，展讯通信、锐迪科、华三这些被他纳入旗下的高科技公司就是一门门重炮。 “没有重炮，怎么攻城？”

    对科技创新，清华人有一种执着。由此，清华产业里一直流行着“重科技”、“轻科技”产业之分。所谓重科技，也就是赵伟国所说的“重炮”。

    在清华控股董事长徐井宏看来，众多的重科技企业，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真正标志。因此，清华产业要集中精力在重技术领域。

    高校产业的生命线是科技创新

    所谓重科技企业，是清华系对高科技含量企业的一种称谓。赵伟国对这个词的理解是，“重科技企业的发展主要不是靠商业模式，而是靠技术驱动。如果这个企业没了，国家很难再有这样的企业。”

    “中国是经济大国，但不是强国。为什么？”赵伟国说，“因为缺乏足够数量的重科技企业。美国的重科技企业可以举出一长串：IBM、英特尔、高通、微软、通用电器、波音，中国的重科技企业屈指可数，大一点的有华为，个头小点的有展讯通信、锐迪科、中兴。”

    这种对科技创新的执着，不仅源于对高校产业的定位，也源于清华系家国情怀的理念。在他们看来，高科技企业才是高校产业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强大的根源。

    “产学研”模式最主要的优势在于对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更好地承接。赵伟国说，“国家允许高校办产业，就是为了发展高科技企业。”

    “中关村是怎么形成的？如果没有一院两校（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就不会有中关村。”徐井宏说，中关村最早一批企业两通两海（即四通公司、信通公司、科海公司、京海公司，它们是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的代表）都与中科院或清华北大等高校产业有关。当年的联想、四通与中科院有关。北大方正、北大青鸟、清华紫光……无疑，在那个阶段，高校产业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

    徐井宏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还没有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很多所谓的高科技产品，都是教授们科研成果的转化。比如清华热能系的“华丰炉”，因为能让煤更充分燃烧，在北方供不应求；计算机系搞出来的“炸鸡锅”，也非常走俏。当时清华大学一名叫李世卿的司机因为出了交通事故，发现汽车的后视镜有死角，就开始进行后视镜的改装。后来他与清华大学水利系合作，生产第一个无死角的后视镜——视清镜，独步一时。

    就是从这些在今天看来几乎没什么科技含量的产品起步，中国的高校产业一步步发展起来。1988年7月，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成立，这是清华大学第一家综合型科技企业，也是紫光集团的前身。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兼任董事长。

    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曾有过迷茫。清华控股公司副总裁李中祥说，前些年看到有高校产业做房地产、搞金融赚了大钱。那时候正是清华产业发展比较艰难的时候，有不少人动摇过。但最终清华人还是认定高科技产业是高校产业的根本。

    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清华产业几经整合，依靠技术创新，打造了多个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成为自主创新的一支主力军。

    李中祥说，清华大学有74个院系，遍及应用科学的全领域。以“国家”冠名的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34个。清华产业最大的优势，是依托一流大学在科研、教学方面的雄厚人才基础，通过“产学研”一体化，把“中国创造”做实、做强。“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工作，不仅仅关系今天的国计民生，还关系国家未来的战略格局。清华控股要争当科技创新的国家队。”

    迄今，清华产业里有多家公司已成为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头羊”。同方威视是世界上最大的安检系统专业供应商之一，其以大型集装箱/车辆检查系统为代表的高科技安检产品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并在世界上具有领先的技术优势，目前已申请千余件国内外专利并在数十个国家注册了商标。中核能源依托清华大学核研院10兆瓦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的世界领先技术，抢占了第四代核电技术的至高点。辰安科技在应急平台关键技术系统与装备方面，拥有完整的独立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取得近百项软件著作权和国内外专利。

    产融互动：创新也要两条腿走路

    如果说以前的清华产业在科技创新领域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发挥清华大学的专业优势、研发优势，那么在2012年后，则在原有的“一条腿”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条腿”——“资本、金融”，用收购、参股等方式加快创新的步伐。

    2012年，徐井宏出任清华控股董事长。当时清华控股资金链面临断裂的危险。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资金不再成为清华产业发展的瓶径，而是成为发展的动力。

    彼时清华的金融项目近乎为零，百分百靠实业。“这其实也不符合大企业发展的规律”。为此，徐井宏提出“实业为本、金融为用”，不是用科技金融来做传统金融，而是通过它促进实业的发展，通过实业发展改进金融体系的服务。

    由此，清华产业走上了“产融互动”的道路，有了一系列并购、资本运作，在短期内迅速做大。

    2013年紫光集团17. 8亿美元收购全球第三大手机芯片商展讯通信；2014年以9.07亿美元收购全球第四大手机芯片商锐迪科；2015年5月斥资23亿美元洽购惠普旗下华三通讯51%股权。

    今年7月，紫光集团提出用230亿美元竞购全球第四大半导体存储及影像产品制造商美国的美光科技。虽然这起并购前景难料，但是清华系在资本市场上的“凶猛”表现，引起了业界的高度关注。

    不只是紫光，近几年，同方股份、启迪控股在资本市场上也都屡有斩获。2014年9月，同方股份斥资10亿元从中海油手中接盘海康人寿50%股权，启迪控股于今年携手清华控股、紫光集团斥资70亿收购上市公司桑德环境。

    由是，清华系的概念在资本市场上再次风生水起。其实对于清华产业来说，清华系的概念并不陌生。1997年，同方股份上市，这是清华产业的第一家上市公司。1999年紫光股份上市，2000年诚志股份上市。“一个企业集团有3家上市公司，那时就有人说‘清华系’，当时清华产业资产超过百亿元。”徐井宏说。现在清华系有10余家上市公司。

    相隔十余年后，清华系再度风生水起的背后，是资产关系的理顺、战略的调整，更是体制的创新。 “如果没有体制机制的变革，就没有这两年巨大的发展。”

    体制创新

    高校办企业有着天然的优势，也有着与生俱来的软肋。它离大学的研究成果最近，在产学研上有着天然的优势。背靠大树，依托学校的科研优势，曾经有过顺风顺水的时光。但是校企、国企的体制，又让它与市场有着天然的距离。要走得更远，就必须改革。

    紫光集团是清华产业里最早尝试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之一。2009年，紫光集团经营遇到困难的时候，找到了赵伟国。那时，赵伟国是北京健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老板，在清华校友的捐赠名单上，他的名字时常可见。

    赵伟国与紫光结缘可以追溯到1993年，还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他就在紫光兼职做工程师，但是1997年，他选择了离开。2009年再次决定合作时，赵伟国给出了三个理由：其一，做民企也挺难的；其二紫光品牌有价值；其三，愿意为清华做些事儿。

    最终，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北京健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紫光集团51%和49%股权。

    6年后，评价这段合作，赵伟国说，“这是高校资源和市场力量的一次完美结合。结果证明一切。”

    2015年清华大学校庆时，赵伟国作出了一个决定，未来将把个人资产的70%捐赠给清华大学。他说，这是他给清华大学和自己48岁生日的礼物。近些年他已向社会捐赠约6亿元，其中给清华大学3个多亿，南开大学1个多亿。

    “引进新的资本、业务与人才”，这些混合所有制的变革也在同方股份、启迪控股这些清华产业的二级企业里悄然发生。

    这些改革给清华产业带来的是巨大变化，徐井宏将其总结为两点。

    其一，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过去，很小的一件事儿，都要通过清华大学经资委。改革后，学校对企业决策体系充分授权，一般性的业务完全授予清华控股董事会，加快决策速度、提升整体效率。只有比较重大的事项，才报告给经资委批准。决策体系更加市场化。

    其二，人员任命的市场化。“企业是企业家的事业，未来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一定要是企业家或者起码具备企业家的素质，而不是学者，甚至不是干部的概念。如果按干部体系选负责人，怎么可能选出有竞争力的人？”徐井宏的这个理念得到了清华大学领导的认可。

    一个最具说服力的案例就是，在清华控股包括徐井宏在内，只有三个人是校管干部，分别是董事长、总裁和党委书记。徐井宏说，“这事儿，清华大学专门发了红头文件，校管干部后边是加了括号的，括号里写着‘无行政级别’。也只有清华能发这样的红头文件。”

    机制的变革带来更宽松的氛围，清华系正在形成八仙过海的局面。

    去行政化：高校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2014年，清华产业总资产达1425亿元。清华产业这艘航母正驶向一片更广阔的海域。然而徐井宏深知，平静的海面下随时都有暗礁潜藏。清华产业要长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2012年，出任清华控股董事长的第一天，清华大学校长找徐井宏谈话，提出的问题就是高校产业的路应该怎么走？

    当时，许多高校产业面临困难，成了鸡肋。很多人都在关注一个问题：高校产业到底该不该办，怎么办？

    “客观上讲，高校办产业是一种特殊的产物，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国际上没有可以借鉴的样本。”徐井宏说，很多人常拿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与清华大学比较。斯坦福大学带动了当地产业的发展及硅谷的诞生。但是斯坦福大学本身并没有自己的校办企业。

    而徐井宏认为，中国正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高校产业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一段时间里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既可以对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也可以促进自身更好地发展。

    “但是到某一天，高校直接运营企业这种方式，一定会寿终正寝，高校将从直接运营的产业里脱离。这是一个趋势，是市场的特性造成的。”

    “这是由企业性质决定的，是市场决定的。”他说，“让学校判断企业的某件事是否应该做？校长怎么可能全知道？但责任却都在他身上。”校企面临的问题，也是国企改革面临的问题。“教育是教育家的事儿，企业是企业家的事儿”。

    2012年底，经过大量的调研与思考，徐井宏提出了清华产业的战略目标，“中国高校产业的引领者和全球典范、产学研一体化的世界级标杆”，希望探索一种高校产业发展的模式。

    如何从机制上真正解决高校产业发展的问题？徐井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第一，资产基金化。在这方面有国际经验可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都没有自己的公司，但是它们有庞大的基金，这些基金再投入产业。中国的高校产业也可采取这种做法，校方可以成立基金管理委员会，由直接管资产，到管基金，基金由真正的经理人来经营。

    第二，公司市场化。所有公司推向市场，让高校产业真正成为市场中的企业。比如今天的联想控股，已在香港整体上市。虽然中科院还是它的第一大股东，但是它已经完全成为市场化企业。而它的上市发展，给中科院带来巨大回报。

    第三，人员社会化。通过改革，不只让企业成为员工的精神家园，而且让他们获得应有的收入，从经济上体现他们创造的价值。

    “资产基金化、公司市场化、人员社会化，这是未来高校产业的必由之路。通过这种方式，依然可以实现国家的诉求，这些企业会继续推动创新，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为它们仍然与大学的科技成果紧密相联。斯坦福大学的基金会，投的很多项目是斯坦福自己的科研成果和校友创业项目。与此同时，企业会更加规范，因为它按市场的规律走，“去行政化”。

    2012年徐井宏出任清华控股董事长时，清华产业总资产580亿元，归属清华控股的净资产只有80亿元。2014年，清华控股的净资产翻了一倍，达170亿元。

    徐井宏的梦想是未来若干年，能给清华大学留下一个100亿美元（约600多亿元人民币）的基金。“耶鲁大学有200亿美元的基金（1200多亿元人民币）。如果清华大学有1000亿元的基金，即使一年直接返回学校3%的收益，也是30亿元。”

    在他看来，基金回报好了，应该有7%～8%的收益率，那么一年给学校的就是七八十亿元。有了资金的支持，清华大学可以请全世界最好的老师，清华大学就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