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治社会的人

    别的医生想治病救人，约翰·彼得·弗兰克却想通过救治社会去保障人类健康。

    这个生意人家的儿子本不该有这样不切实际的梦想。18世纪的欧洲尽管已经从黑暗的中世纪中走出，历经文艺复兴，但在医学领域，死亡阴影依旧徘徊不去。天花、白喉、麻疹、肺结核……各种凶猛的传染病随时能够夺取一个年轻人的生命。

    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也许是统计学在那个时代已经逐步开始建立，通过数字，人们能够更直观地看清生命何其脆弱。

    21岁时，弗兰克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是关于儿童营养学的。医学院院长看到这小伙子前途可期，特意跟他聊聊，想建议他专心研究某个方向。

    “我已经有了一个想法。”弗兰克说。

    这个同时也获得过哲学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注意到，医生虽然能治病，但是很难预防那些在人群中大规模爆发的传染病；而国家的行政当局能够做到。是否存在一种学问，能够研究如何科学地制定规则，以指导大众远离疾病呢？

    他打算把这一论题命名为“医政”，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共卫生。

    在1766年，弗兰克已经意识到了：居民的悲惨生活才是疾病的温床。

    他后来在书中写道：“医政，就像健康卫生一样，作为一门提升全民福祉的科学，是一种预防的学说，旨在保护麇集于尘世的黎民百姓和他们的种种牲畜，能够免受环境拥挤的不利影响。它尤其是一种促进身体健康的艺术，能使人们尽可能地活到他们必须屈从的天定寿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门学科对人类重要性与日俱增，但至今都没什么发展，只偶尔得到一些关注。且据我所知，这门学科从没得到系统的诠释。”

    后来的人们回溯历史，会说那是旧世界与新世界的交汇点。在那个时代，西方医学真正意识到，预防更胜于治疗。

    弗兰克出生在法国与德国交界处，家里是开玻璃工厂的，爷爷是一个战死沙场的法国供粮官。家中有子女十三人，母亲对他最大的期望，就是他能投身教会。而当弗兰克坚持要去学医时，一心指望他做生意的父亲气了个半死。

    他开始在家乡行医，很快感到厌倦，然后在附近的各个小城市之间转来转去，有时候当医生，有时候当医务官员，时不时抽空写写书——最开始，出版商的审稿人对他那些设想评价很低，书稿不被看好，弗兰克一气之下焚烧了它们。

    但他没有停止思考。

    在不断变换的工作中，他找到了一种在某位侯爵领地上指导当地医生与助产士工作的岗位。在成功降低了当地的产妇死亡率、证明了自己的业务能力之后，他又开始蠢蠢欲动，抽时间写书了。

    《完整的医政体系》第一卷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了，在书里，弗兰克大聊特聊政府该如何维持、增加人口，并建议社会的管理者控制那些有遗传疾病的人；随后在第二、第三卷里，他从婚外性行为阐述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指出政府应当如何控制，以减少疾病。

    有些建议在现代人看来必然是过时且保守的，比如禁止年轻女孩跳某些“过度活跃”的舞蹈；有些建议又很有先见之明，比如他相信患了性病的人在痊愈之前应当被禁止性行为，而那个时代很多人还把这类疾病视作上帝对罪孽的处罚。

    哥廷根，维也纳，圣彼得堡……他一边换着工作，一边写着书。

    到晚年时，因为良好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弗兰克已经在欧洲上流社会出了名。拿破仑在洗澡时召见他，全身赤裸地与他讲话，跟他交流一点小小的人生经验：“你的名声在我的帝国广为人知。你应该去巴黎定居，在那里，你将拥有很好的职位。”

    这位患了痛风的老人在领导面前站了整整一个小时后，转头就去了邻近法国与瑞士的德国城市弗莱堡。

    在那里，他写出了第五卷《完整的医政体系》，“从总体上论述医疗技术，论述它对政府福利制度的影响”。

    弗兰克名声显赫，却漂泊一生，著作丰硕，但饱受争议。在面对人生选择时，弗兰克似乎总会遭遇选择困难症，犹豫，而且多变，几乎每隔几年就换个念头。他没能长期定居在任何一个城市里。

    一辈子，只有一件事贯彻始终，不偏不倚：撰写《完整的医政体系》。

    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公共卫生的著作。

    最后一卷书出版的时候，弗兰克已经72岁，距离最初向医学院院长提出自己的想法，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伤痕累累，颠三倒四，却是一道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