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为详细地了解法哈德一家是如何从叙利亚辗转来到欧洲的,我决定联系这一家人,听听他们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
最初,我与他们在社交网络上建立了联络。法哈德和玛德琳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夫妻俩在简单商量后,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请求。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玛德琳充当了这个小小家庭的“发言人”,负责与我沟通。
当我将采访提纲发给他们以后,我期待着他们能与我通个电话,或者通过邮件给予我回复。但两天过去了,在多番留言催促后,仍然没有来自玛德琳的消息。
直到一天晚上,当我看到玛德琳在社交网络上显示“上线”状态的绿灯亮起时,我迅速抓住机会,与她搭话,询问进展。但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的是,一反之前乐于配合的态度,玛德琳很冷淡,她反悔了。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我们不想分享我们的故事。”她发来这一行字以后,紧接着是一行行连珠炮一般的牢骚。说“牢骚”可能还轻了一点,她用的词语是“愤怒”——“我对你们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愤怒。”。
我快速回想了一遍发给他们的问题清单,自觉似乎并无明显的不敬、不妥。我无非是问了一个记者应该问的那些,一些故事、细节、感受,他们今后的打算,眼下还面临着哪些困难,等等。
“我们不是被你们用来写故事的‘悲惨’的人。”
“我们不需要帮助。”
“(叙利亚的)战争发生四年多了,没有媒体前来帮助。”
“当化学武器大屠杀开始时,没有媒体前来报道。”
“四年多了,每天都有很多叙利亚人死去。”
“突然间,叙利亚难民问题俨然就变成了国际媒体报道的‘时尚’。”
“所有你们想要从我们身上得到的,就是从我们身上‘牟利’。”
……
她敲出来的这一行行短促的话,鼓点一般叩在我心上,好似发出一声声闷响。
我有点儿明白过来。她口中的“你们”,针对的不仅是我,她针对的是,近期世界范围内所有媒体对于欧洲难民危机连篇累牍的报道,以及对难民故事的无度追逐。
舆论的拐点,是9月2日的一张照片——一个在大海中丧生的叙利亚儿童被发现在土耳其的海岸上。霎时间,艺术家动起来了,民众动起来了,媒体当然也动起来了。他们举着摄像机,跟着难民们徒步穿越边境;他们的镜头对着叙利亚孩子,拍下他们大哭时的照片;他们的录音笔伸到难民的嘴边,让难民们讲述一路上的艰辛与波折……对,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万里之外,我通过网络找到他们,想让他们做的也是“讲讲自己的故事”。
玛德琳的愤怒没有停下来——
“我们不是头脑简单的人。我们有很好的头脑,我们可以独立思考。”
“叙利亚人是成功的人。”
“我们不需要施舍。”
“我们不需要同情。”
“拜托不要再以同情之心来消费叙利亚人。”
“没有人帮助叙利亚人。我们再也不需要帮助。”
我能做什么呢?面对这一条条急促的、不无情绪化的“牢骚”,我极力试图安抚她,一再表达我对她感受的理解,并向她表示,请把采访的事情抛在脑后吧。
玛德琳的语气平缓了一些——
“对不起,我表现得很愤怒。但我无法隐藏我的真实想法。”
“也许你的初衷是好的,但我们不想在此刻成为新闻的焦点。如果日后我有机会见到你,我可以招待你,可以告诉你你想要知道的东西。到那时候我会很乐于帮助你,但不是现在。”
这几句话,显得客气又得体,分明出自一位有教养的女士之口。这我想起来,我的另一位采访对象罗素曾告诉我,玛德琳是一位在大学教授英文的老师,她的家庭在战前的叙利亚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中产家庭。
然而现在,不管你是老师、商人、工程师还是学生,任何身份都被“难民”两个字遮掩了。在人们的观念里,不管他们曾经是什么身份,如今他们似乎都只长着同一张脸、留下同一个形象——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背影,以及渴望与无望交织的表情。
我想起,去年6月20日,第14个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驻中国及蒙古地区代表竹赛普(Giuseppe de Vincentiis)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时说过:
“难民通常被视为负担、抢占资源和工作机会的人。但在很多时候,人们忘了他们也是人。如果可以,他们当然更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乡,过平静的生活。他们逃到别的国家,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竹赛普先生说:“最重要的,就是唤起社会对难民问题的关注以及正确理解。难民应当受到尊重。”
是啊,比起送到手中的物资,生而为人应得的‘尊重’,可能是他们更为急需的支持。但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
与玛德琳在线上礼貌地互道晚安后,我久久不能入睡。我发现,对于玛德琳在叙利亚的家如何被毁,对于他们偷渡途中在海上呛了几口水,对于他们目睹过多少同伴遇难……所有这些“故事”和“细节”,我不再关心了。我觉得,更应该被关心的,是人们是否记得——在“难民”的统称之下,他们是老师、是商人、是工程师、是学生……就像你我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愿意向他们礼貌地点头示好的人一样。
玛德琳的愤怒,提醒我,他们很在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