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埠子

    最近一次回大埠子，是两年前的冬天。回那里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整个家族在20世纪80年代末迁徒出去，留下了我的父亲独自一人在那里。因为，他已经不可能随我们一起到物质生活更好的县城里去了，一黄土，已将他深深地掩埋。

    少年时，我恐惧回到那个村庄。当我在县城的平房里回想30多公里外的大埠子时，那个小小的村庄，便像一个悬挂于枝头的小小的灰色鸟巢，令人担忧地在风雨里飘来荡去。童年记忆里的大埠子，道路狭窄而泥泞，草垛里住满了麻雀，天总是黑得特别早，夜晚总有犬吠声……

    可我不得不去看望我的父亲，作为他遗落在这个世间的长子，我有责任和义务。这个道理，我从小便懂，虽然心中并不乐意，可我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这个村庄，令我恐惧的不是到处奔走的野犬，也不是漂满了浮物的河面，而是村里人的眼光，他们对我的到来投来惊奇的目光。是的，他们了解我的一切，知道每一年我到这里来时发生的每一点变化，而我逐渐变得对他们一无所知。

    小的时候，每次陪我去上坟的都是三叔。他个子高大，壮实，有时也开开玩笑。只是在去坟地的路上，他和我一样沉默寡言。每次他都带着一柄铁锨，给坟添添土，咒骂种地的邻居把蒜苗栽到了坟边。纸钱的火花把一小片黑暗映照得一片光亮时，我能看到他红红的眼睛，他叹息着，喊着我的父亲。回去的时候，他的大手一直停留在我的后脑勺上。

    在我还没有能力独自在天黑赶回城里的家时，我通常都要住在三叔的家里。后来，三叔在村口开了一家小店，我便住在这个店里。店里有张破旧的床，上面有略带潮湿的被子和褥子。点亮一支蜡烛，我找寻小店里一切可以读的东西，翻烂了的书，卷边的杂志，充满油污的报纸。蜡烛快要燃光的时候，我终于舒一口气，尽量地展开身子，躺在大埠子的夜色里，这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一直想要逃离却一直逃不掉的地方。

    大埠子的夜晚是漫长的，每次我真正睡着的时候，都是在门缝挤进一丝太阳的光线之后，那时我才一任自己轰然倒塌在睡眠中。在这之前，我如同这个村子任何一个角落里的虫子一样，躲避在黑暗的缝隙中，一动也不敢动，只是敏感地感受着周边的环境：风声是从河岸那边吹过来的，它带着河水的腥气和草灰的呛味；树林中的每一棵树都在低声地交谈，每隔一段时间便集体哗然一次，这声响传到我耳朵里便带来内心一阵颤抖的惊惧；野犬在村子中央的大道上追逐；一头老去的牛在今晚死去；孩童的夜哭无休无止……

    在这样的夜晚，我常想到自己的一生。虽然现在我也不清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但在那时，我却像看到笔直大路尽头的另一个人那样，看到自己的一生。我悲伤地想要大哭，可已经有无数个人柔声地告诉过我，要做一个坚强的人。在我悲伤的时候，这些人的面孔走马灯一样在我面前旋转，所以我不能。在夜晚没人看到我把头紧紧地蒙在被子里，但我还是为自己的软弱而感到羞耻。那么多年，我不想回到大埠子，就是为了不面对这种由胆怯、茫然、恐惧、无助、失落所组成的羞耻感。

    直到我成年后，这种羞耻感才逐渐消失。我已经可以比较坦然地走进大埠子，虽然村里人的目光仍然会让我的脚步有些发飘，但我已经能够做到不与他们的目光对视。三叔老了，陪我去上坟的是他的儿子——我的三弟。三弟是个乐观的小孩，每次和我去上坟的路上总是“大哥大哥”地叫着我问这问那。就这样，一年年，又一年年，他也长大成人，结了婚，有了孩子，我们去上坟的队伍变得浩荡起来。在父亲坟前，我仍旧是默默地烧着纸，孩子们兴奋地用木棍挑动着火苗，他们大概不知道父亲和这堆黄土的联系。

    我生命中每发生一件大事，都是要来一次大埠子的。结婚，我带着穿着一身红衣的新娘来这里。有了儿子，在他刚刚能走路的时候，就抱着他来这里。远走高飞，也来这里作别。每年一度的春节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到这里。有一年春节因为雪灾没有回老家，那个春节我过得心神不宁。我以为一年去这么一次和不去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可事实不是这样，远远不是这样。大埠子仿佛是我摆脱不了的一个梦魇——我的恐惧在那里，幸福也在那里，痛苦在那里，安慰也在那里；失望的时候我去那里寻找希望，高兴的时候我去那里待一会儿。这个村庄和我的联系，不仅是我父亲留在了那里，而且它早已成了我血液的一部分，我人生和命运的一部分。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常会感到那个村庄我永远回不去了，因为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它在我内心最隐秘的一个角落里，它像一个飘摇在风雨里的鸟巢，它悬挂在我心上。而我，一直那么小心翼翼那么敏感地守护着它。

    （本文选自《错认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