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认他乡》：因为我们都被流放在路上

    我是在返乡补办身份证的前一天拿到《错认他乡》这本书的，本打算路上阅读，可我还是忍不住在夜深时分打开了书页，然后几乎一整夜没睡。早上五点多收拾好了行囊，然后昏沉沉地踏上归途，终究还是没有把书装进背包，因为这本书触发出来的东西太厚重了，这次匆忙的归途我根本背负不动。

    与韩浩月相识于2008年。在这座不时被暂住证提示客居他乡的大都会，我们一起打球，一起聊电影，有时实在没什么可聊了，就倒在咖啡厅的沙发上各自发呆。奇怪的是，我们从来不聊彼此曾经的生活。我只是依稀知道他和我一样，都来自农村，在孩童时代吃过苦、遭过罪，冥冥之中有许多叠加的命运。我曾告诉过他，我正在写一部关于故乡的新书，名字叫做《不能持有的故乡》，先印出来的却是他的《错认他乡》。

    我向来不愿去刺探一个人的隐私，哪怕是亲近的朋友。我一直深信，一个人想向你表达些什么的时候，会有他的方式，比如拍一部电影，比如写一本书。多年以来，我一直保持着这种矜持，同时视一切问答式的刺探为消遣八卦。因我们都喜欢文字的缘故，我更喜欢从文字里感知一个人。想了解一个人，没有什么方式比通过阅读他字里行间的心迹更妥贴的了。

    我和韩浩月确有不少命运的重叠。比如我们都有自幼失去亲人的经历，他因为《从天而降的母亲》而困顿之时，我正努力寻找与继母之间的调和点，他因为《一穗玉米的呼喊》而绝望之际，我正在某个秋后一人挖家里所有的地瓜，我们甚至都爬过电影院的围墙。一个在山东的小县城，一个在武夷山余脉的小村，不同的土壤里，迥异的家庭背景中，我们有着相似的人生节拍。说到底，我们都是一个时代的同路人。

    谈及故乡，追捕童年，韩浩月用得最多的竟然是“恐惧”二字。他在《大埠子》里写道：“这个村庄，令我恐惧的不是到处奔走的野犬，也不是飘满了漂浮物的河面，而是村里人的眼光，他们对我的到来投来惊奇的目光。”我少年时唯一一次在山上老家母亲坟前的驻足，先是招来了二婶的打探，而后又是后妈的询问，看着他们复杂又毫无关切的眼神，我真是哭笑不得。为了不干扰别人的新生活，我甚至连祭奠母亲的权利都放弃了。韩浩月比我幸运，他有一个家族可以取暖，可以从三叔写到六叔，而我最后只能兀自放逐。 

    当然，韩浩月并不是一个喜欢以沉重自持的人，此间的一篇《屠夫与诗人》我就甚是喜欢。一来看别人承受的痛苦来麻痹自己的苦痛，可谓是赏心乐事一件，二来作者用了闲笔，从《国产凌凌漆》那句“我是一个杀猪的”扯开，那分沉重也就搭上了明快的便车。早就听说过韩浩月有过屠夫史，原来是如此这般，且还能这番无厘头地自娱——生活逼迫一个诗人烧了自己所有的诗作，逼他去杀猪谋生，这是怎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生活逻辑。

    最近身边很多人都在写故乡，比如十年砍柴的《找不回的故乡》，蔡崇达的《皮囊》以及王小帅导演的《薄薄的故乡》。为什么一时间这么多朋友都在记录故乡，因为我们都被流放在路上，因为身在他乡，所以感念故乡。

    通读了全书，越发觉着就算我和韩浩月之间有这样或那样的类同，但说到底都是不可复制的独立存在。韩浩月曾拉我去济南录过几次节目，他总是说山东的饭菜好吃，不难吃是真的，好吃到哪里我一直未能发现。

    我知道，在他的故土之上，有太多我品尝不出的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