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朋友圈是私家后院吗

    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的一封公开信在网络上炸开了锅。信中，孙老师声明要和自己的硕士生郝相赫“断绝师生关系”。郝相赫被“逐出师门”，当然不是因为偷练神功，和小师妹恋爱或被师弟陷害。说来也是咎由自取，他“公然”在朋友圈上对孙老师惺惺相惜的北大教授阎步克和人大教授韩树峰出言不逊，称阎老师是“垃圾”，这显然带有侮辱性。

    郝相赫承认自己议论（从这点看，郝不太诚恳，“垃圾”已超出“议论”了）前辈是错误的，但辩解道，自己的言论发在朋友圈，对象是一些好友，而且他还屏蔽了不熟的人，能看到这些言论的唯一学者，就是孙家洲。一言以蔽之，他认为朋友圈是个私人空间，自己在这儿议论前辈固然不妥，但好像后果太严重了，自己有点冤。

    似乎也有点道理。此事的对错是非之所以有点模糊，是因为它涉及一个还没有清晰答案的问题：在互联网环境中，公与私的界限到底在哪。

    20年前，您要是在家看黄片，被邻居瞟到了，说不定就要公安局走一趟。但如今，谁要是因为在家看黄片被抓或被开除，肯定会是奇闻。因为这是私人空间中的私人行为，并没有触犯法律。如果说，人们现在对这种空间中的公私分界有一定共识的话，那么在网络环境中，这个界限还十分暧昧不明。由此，人们对网络言行的道德评价也多有分歧。

    孙家洲和郝相赫显然有分歧。郝认为我只是在私人领域抱怨，没有太大的不良影响。但孙家洲却在断绝师生关系的公开信里说：“我当即发出公开评论，怒斥狂徒。”孙教授似乎认为朋友圈就是一个“公开”的空间。

    范玮琪和微博的部分用户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分歧。微博比微信朋友圈的公共性强，但相比于大众媒体，又私人化。在大阅兵之日，范玮琪依然把这里当作晒孩子的私人化媒体。于是有些人不高兴了，这可是举国同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日子，你就顾着晒娃？

    从这些事件造成的后果看，郝相赫和范玮琪对私人化表达的执着有点“一厢情愿”。师徒断绝关系事件成为热点后，郝称阎步克为“垃圾”的朋友圈截图到处流传。如果朋友圈真的是私家后院，那很不幸，郝相赫晾在那儿的“内裤”被举世传送，万人观瞻了。

    “一厢情愿”并非毫无道理，我们难道不能在网络上开垦点自留地吗？但关键是，哪里算是自留地。当有人要把你自留地里的私货拉出去时，你是否有权阻拦？何以阻拦？是否所有见网的东西，作者都默认此为“公开”？

    舍恩伯格的《删除》一书论述了这种困境。在网络的大数据环境下，“记忆是常态，遗忘是例外”，这是就时间而言；空间上也是如此，凡是你发到网上的东西，陈年的人人相册也好，一条你认为只有好友才能看到的“朋友圈”也好，都可能被传至意想不到的范围，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

    郝相赫在回应里用的一个类比很有意思，他说自己的朋友圈言论被公开，像是饭局谈话被偷拍。其实，这两件事不完全一样。在互联网发声，既不同于传统的私人活动，也不同于传统的公共活动。它的起点可能是私人性的，但由于互联网技术的一些特质——信息能长期保存，广泛传播等，最终会有公共性的后果。比如聚会中的私聊，一旦被记录为数字信息上传到网络，后果就不由个人意志了。

    对看热闹的人来说，郝这种敢于冒出来的刺头，孙这样苦口婆心的旧式师长，以及躺枪的阎步克教授，他们除了“制造”新闻和谈资之外，也让人思考公与私，自由与自律的边界。

    郝同学，骂人是不好的。你实在憋不住了，别忘了有个东西叫“朋友圈分组”。至于这开沟筑垄分门别类的利器到底效用几何，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