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导师制，扩大化的导师责任

    人大硕士生被导师公开“解除关系”事件仍在发酵中。目前，继给出一份《情况说明》同意解除师生关系后，郝相赫又发布道歉信，恳请孙家洲继续容留他做学生。

    各方面对此事件的立场不尽一致。一种观点更多地来自学界（包括担任硕博导师的学者），认为导师有权利“清理”不符合要求的学生；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导师以公开方式“断绝关系”过于决绝，对相对弱势的学生影响很大，甚至断绝了其考博士的前途。此外还有动机论的解释——因为担心学生言论影响与同业、同事的关系，孙家洲教授才以这种高调姿态与之划清界限。

    尽管此事件的呈现结果略显极端，但是仍然是当下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关系的折射。把类似的师生冲突事件放在一起，催使人思考导师之权利与义务的边界，以及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自导师制在中国作为现代大学的一项基本制度确立以来，它一直都以模糊的面目出现：既强调洋为中用——引入欧美一流大学的导师制；又无法脱离传统的师徒传承理念。

    导师制被我国学界普遍接受，正因为它一定程度上契合传统的师徒传承理念，却少有人意识到它们的区别。自孔孟以降，师徒传承理念指导下的师生关系，师傅所肩负的责任远不止于导师制所强调的学术责任。郝相赫与导师发生的朋友圈冲突中，无论是孙家洲教授所说的“为人要平和”，还是郝相赫道歉中所承认的“妄议前辈师长”，双方均脱离了学术层面的探讨。可以说，孙家洲教授对门下这位硕士新生的不满，主要是对其品质的不满。

    导师对学生道德品质究竟应当负有多大程度的责任，答案见仁见智。但问题在于，这种脱离了学术的师生关系纠纷，因为不受普遍认可的学术框架制约，面临扩大化的风险。仅凭学生朋友圈里的品行不端，老师可以将之“逐出师门”，那么像学术之外的生活习惯分歧、政见分歧乃至因偶发矛盾激发冲突，是不是同样成了导师“解除关系”的理由呢？

    导师与研究生权利与义务的边界，有赖于导师制形成清晰的规范。它也对时下师生关系庸俗化趋势有厘正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孙家洲教授与郝相赫同学均提到了“师门”概念。师生关系密切，学术理念接近，自然无可厚非，然而，动辄像武侠小说那样强调“门”，实则舍弃了彼此学术关系上的相对独立性。另一种表现则是，一些研究生和导师的所谓师门关系还停留在吃吃喝喝的程度，一些硕士研究生与导师交流的机会，就是在一年中仅有的几次饭局上。

    孙家洲教授与学生的矛盾，并非因为他教导无方，双方也都没有提到学生学术资质欠缺，其真实原因是郝相赫在他“门下”。导师“解除关系”之举动，其目的也在于“任何言论，他的未来发展，都与我无关”。换言之，导师认为在其“门下”，学生发表什么言论，未来怎么发展，都与自己有关，都应当承担责任。只因为郝相赫的举动让导师感觉难以承担责任，才有“解除关系”之举。

    消除导师制的模糊性，扭转导师责任扩大的趋势，规范导师和学生的权利与义务，才能让师生的关系更纯粹，也更有利于学术人才的接续与代际传承。实际上，现代导师制不可能像传统的师徒传承那样一切包办，更不能以“师门”为框架，把学生当成导师的依附人员。无论是师生在学术之外的冲突彻底激化，还是师生关系庸俗化，都是导师制模糊化的负面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