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节往事

    1860年6月30日，世界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大辩论即将开始。伦敦的社会名流、媒体记者纷纷涌入牛津大学自然博物馆的学术报告厅，加上本校的学生也来凑热闹，博物馆不得不把人群引到图书馆里去——只有那里能够容纳1000名观众。

    青年科学家赫胥黎与牛津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即将就刚刚被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展开辩论。

    我们听过很多与此有关的故事，但未必注意到，两位科学家（是的，主教也是科学家）的辩论场合，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年会。场面火爆，不为名人八卦，只为科学普及。

    他们的口号是：公众理解科学。

    如今人们见惯了形形色色的科技嘉年华。譬如，今年9月19日～9月25日之间举办的“全国科普日”活动，主题就是“万众创新，拥抱智慧生活”。预计在此期间，全国各地举办的科普活动数量将过万。

    如果数到久远的从前，欧洲最悠久的科学节，就是英国促进学会一年一度的年会。它通常在某个小镇举行，以一系列科学活动吸引人们来此狂欢、庆祝并讨论。

    这是英国国内唯一一个允许科学家和普通人员以平等地位参加的科学会议。

    当35岁的赫胥黎走入牛津大学图书馆时，“科学”这个词的含义与现在尚有所不同。那时英国科学促进会的成员很多都是神职人员，每年年会时，主席都要诵读如下语句：

    “我们的实践越多，知识就越丰富。这将使我们更加完美，更加接近我们的上帝。”

    那时，科学是只有少数有条件接受精英教育的人才能接触的领域。赫胥黎的对手威尔伯福斯也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还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副主席。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地质学家以及数学家，对鸟类行为也有研究。在《物种起源》发表后，他写下了近两万余字的“专业”书评，反驳之。

    因此，当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年会时，学界人物聚在一起，讨论去年新出的《物种起源》，便成了难以避免的事情——哪怕达尔文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参加会议。

    它终于成了一场社交盛事。

    贝格尔号战舰舰长菲茨·罗伊也来到了现场。正是因为跟着他的船出了一趟海，达尔文才能写出《物种起源》。老船长忧心忡忡地写信给达尔文说：“我亲爱的老朋友，我实在不觉得做一个猴子的后代是件体面的事情。”

    公开媒体上，唯一赞成达尔文的声音来自《大西洋月刊》。哈佛大学植物学家阿萨·格雷发表了一篇书评，作为美国当时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之一，他并未避讳达尔文的新理论给人带来的不适感：“我们总依赖于长久以来存在的理论，就像我们爱穿舒服的旧西装一样。”

    这位植物学家知道，就算新马裤穿着并不如旧西装柔软舒服，但如果它有道理，人们就应当正视。

    如今，你很难再见到那样的场面。进入20世纪以后，因为通讯联络手段的进步，科学家们很少需要这样齐聚一堂，为一个万众瞩目的新理论公开辩论。

    英国科学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科学活动，生理学、人类学、地质学、物理学……17门主要学科的人员都会参与这一节庆，但他们的最大使命是科普。人们讨论彼此在各自领域的突破性成果，与大众进行交流。

    在这些年会上，许多最新发现被公布，比如“恐龙”这个词的正式使用，或是无线传输的首次公开亮相。

    它的成功，催生了一系列类似的科学节活动。

    而科学节最有名的历史时刻，便是赫胥黎与塞缪尔·威尔伯福斯的辩论。

    威尔伯福斯挑衅式地发问：“这个声称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是祖父那边是猿猴，还是祖母那边是猿猴呢？”

    赫胥黎高声回答：“相比于一个在严肃科学讨论中以一己之才华来混淆科学真理的人，我更愿意跟一只猩猩有血缘关系。”

    那天，每一方的人都认为自己赢得了辩论；然而年深日久之后，人们渐渐承认，辩论的胜利属于支持“进化论”的一方。

    人类以上帝的名义出发，最终走到了曾被认为“大逆不道”的真理那边。

    老故事被岁月流水冲刷，如今，英国科学节上不会再有如此激烈的辩论，也不会再有这样戏剧化的场面。一位前两年参加过这一活动的记者写道，科学节给人最深的印象是：科学无处不在，科学就在你身边。

    再也没有感人或激烈的故事了，因为赫胥黎所信仰的那些原则，已经成了生活中最自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