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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一生低调，从不大声说话的老人，大概从没想到，他走后，会是海啸般的纪念。
他的门生，《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滑动着手机屏，翻着一屏又一屏的悼念文章，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参谋长、杜润生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各种各样的论述，聚光灯一样将他笼罩其中，推向台前。事实上，“杜润生”三个字从未在媒体上这样频繁出现过。
“看着黑色的，直接开门让进吧”
灵堂设在木樨地22号院的杜家客厅，从11号开始，前往吊唁的人就没停过。门口的保安，已看惯了或穿着黑服或手捧花篮的人，“看着黑色的，直接开门让进吧”，一个保安对另一个小声说道。
差不多15平方米的客厅被急匆匆收拾出来，设作灵堂。靠墙的两个大书柜里塞满了关于经济、农村的书，塞不下的书被扔在了阳台上，窗外便是长安街。
照片上的他，穿着浅色的西服，微笑着。前来吊唁的人，神情肃穆，在老人照片面前，深深鞠躬。
“兼收并蓄，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他的门生写下这样的挽联。在这个到处堆满书籍，需要扒拉一块才有地方坐的客厅，他们常遭到杜老的提问，有出差回来的常被问及“那里农村怎么样了，你讲讲”。为了照顾他，有时他们会特意去农村跑一趟，“讲讲”。
国务院原副总理、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田纪云站在这个七八个人就转不开身的灵堂，眼神定定地望着照片里的他，“杜老是农村改革的开拓者之一，有同志称他为农村改革的参谋长，名副其实。党中央1982至1986年连发五个“1号文件”，就是在他的主持下起草的，对推动和深化农村改革起了重大作用。”
他的老友、92岁的杜导正提起笔，用力写下：“中国人永远记着你”，墨透纸背。
杜老老家山西太原阳邑的村长要富生，也接到了老人去世的消息。2006年他第一次当选村长时，就跑到北京来拜访他从小仰慕的杜老。
第一次见面，杜老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我这一生，从没受过这么深的教育”。老爷子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那一年，杜老92岁。
再后来，他去看杜老，杜老已在医院。他走进去，杜老从床上坐起来，握着他的手说，“哦，村长来了”。
在北京东三环的一处办公室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掌门弟子翁永曦，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他不同意“杜润生时代”的说法，他解释说，在当时的党和国家权力序列中，杜老师是个小人物，不在决策者之列， “杜老师充其量只是一个高级幕僚”。
可就是这样一个只是提供咨询意见的“幕僚”，坚守，亦有折冲，在农民与官方之间，在持不同观点的干部之间来回穿梭，推动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在西黄城根九号院，他带领的一批年轻人，从1982年起连续5年，主持起草的五个中央“1号文件”，确立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九号院”甚至成为那个“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80年代”的标志。
如今在广大农村再普遍不过的“包产到户”，在被视为改革开放起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仍是“不许”。包产到户作为改革的发端，推动了农村乃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少不了这个干瘦的老头，被众人称作破局者的杜润生。
“我们欠农民太多”
晚年的杜润生，已不愿过多回顾自己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国情，“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重要性。
1989年，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76岁的杜润生正式离休。离休之际，他原本有调往中办的机会，却舍不下为之关注一生的农民，“我还是留在农口吧”，他说。
逝世前，他挂念的也是“农口”那些事。
直到2009年他住进医院，20多年间，他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走进砖塔胡同那间为他存留的办公室，即使在2003年非典时，他也没间断过。“整幢办公楼，就他办公室开着”。
在那间光线昏暗，白天也需要开灯的办公室，他写下了“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机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
办公室冬天极冷，要靠电取暖烤手，而在转型中的中国让他停不下来。他戴着茶色的眼睛，弓着身子趴在堆满书的书桌上，干瘦的手一笔笔写下一个又一个议题：免农业税、破除制造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警惕因征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警惕权贵资本主义、保护生态环境……
“我们欠农民太多”，这个干瘦的老头用力写道。
他不止一次地，向跟他请教的门生强调，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一口吃不成胖子不是？”他说。
直到今天，他的门生们还记得他的那句“要接地气，不进村入户，不了解农民的真实情况，就制定不出好的农村政策”。就连带他出去吃自助餐，这个爱穿浅色西服，显着干净整洁的老头“也会先去别人桌上看看他们点了什么”。
“菜从哪进的啊，价格多少啊，他跟服务员聊天的时间超过吃饭的时间，”张木生忍不住笑了笑，停顿几秒后，又陷入沉默。
岁月的痕迹在杜老身上越来越明显，腿脚不灵便，听不到了，说话也不清楚了，和家里的几十只猫生活在一起。可他脑袋还清楚，还在思考。
他20多次地提及建立农民协会，让农民有自己的代言人。
他又时时不忘还有两个方面没破题，“一个是如何用市场机制激励人，一个是如何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你们要努力。”
即便最后的时日他多数昏睡，听到感兴趣的“农口”问题，他又能“兴奋地醒着”。
他喜欢跟年轻人交流。“每次我去见他，他都招着手，让我快坐在他身边。”53岁的徐庆全回想起老人，微微笑着，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杜老任一家刊物的顾问，他不是“顾而不问”的那种挂名，“9点的会，老人家8点半就到了”。
杜老指出年轻人的错误时从不给答案，“得自己找，自己悟”。
“这个地方，你是不是再查一查”，他掏出画得勾勾横横的材料。如果你给的答案不对，他会凑到你跟前，“是不是再查一查”,直到你自己找到答案。
年轻时穿中山装黑布鞋的杜润生，晚年更爱西装、软底皮鞋。他从来不抗拒新鲜事物，第一次使用手机时，快90岁的他笑着打给就坐在他身边的门生张木生。他抛弃了80年代常用的钢笔，改用更简便的中性笔。他甚至给电脑装了语音程序，希望语音输入就能写作，可“山西太原话”电脑无法识别，只得悻悻作罢。
杜老90岁寿辰时，经济学家周其仁那句“我想不到今生今世还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徒子徒孙）称号，能让我们引以自豪”引起在场人一片掌声。那天到会的“徒子徒孙”很多，周其仁之外，还有陈锡文、林毅夫、张木生、翁永曦等。以“徒子徒孙自豪”的周其仁，在深夜发来婉拒记者采访的回信，“要静静心绪，写点文字纪念杜老师。”
杜老有着“纵横折衡”的智慧，“沟通说服”的能力，有人以大秘书长、八级泥瓦匠来称赞他的平和实际。然而熟知他的门生旧故都明白，这个生于清皇庭崩溃之际，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浩浩荡荡的老人，他的聪慧、坚持与隐忍，全缘于他作为老派知识分子、老派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
“可以……可以……也可以……”
很难将这个戴着一顶灰不溜秋的帽子，常绕着小区走步的干瘦老头，与掌握“重权”的他联系起来。这个“绕”字正是他破局的精义。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杜润生重回农口，出任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研究， 那一年，杜润生已66岁。
1979年冬天，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暗中搞起了后来名留青史的“大包干”，他们托付了自己的妻小，在“生死状”上按下了手印。30年后，他们的这个举动被誉为“打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然而，1979年，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大多数人还在反对包产到户。
在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因分歧太大，会议已无法继续。杜润生突然撇开了“包产到户”的话题，讲起了温饱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事到最后，竟然扭转乾坤，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
这个“绕”字诀，国务院原副总理万里曾有过描述：有些话我们说了不成，润生圆起来一说，大家就同意了。
这个有名的75号文件，被后来人们概括成了 “可以可以也可以”：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于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便是有名的“杜氏公式”。
人们说，只有他想得出这种鬼使神差的词语组合，不只决策层达成了共识，文件发下去，农民也都看懂了，他们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于是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最后那个“可以”。
“他把党内干部队伍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引起的关于道路和方向的争论高度简化为‘责任制’三个字上面。”已近70岁的翁永曦用手指敲着桌子，木桌嗡嗡作响。“他把‘责任制’三个字作为一个支点，居然几年之内很平稳地撬翻了1949年以来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还成功启动了中国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这是大手笔，大智慧！”
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的提法从原来的“不许”到“不要”、“可以可以也可以”到“长期不变”。重大的改革就在字里行间发生。
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经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已经被锁定的中国土地制度在那个时代看来已经是天经地义、不容质疑的原则。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局面就像是一场拔河比赛，“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一边是干部。”这场争论终是以尊重农民，尊重常识而结束。
这样的智慧，他的门生们能轻而易举地回忆起很多，“一位智慧老人”，张木生微低着头，沉声说道。
杜老不介意年轻人心直口快，即便他带去中南海里的年轻人对着领导来了一句“你们中央想什么”。
“就是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老家伙投石问路”，多年以后，已是老人的张木生还记得杜老当时的嘿嘿一笑。
为了让承包制稳当落地，他给戴上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奇特帽子。“大包干就大包干，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何必说得那么复杂，又是统又是分？”电梯里，时年32岁的陈锡文问杜润生。杜回答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
更多这样的语言让他的门生意识到这是在体制缝隙开拓空间的努力。
把“农村改革之父”删掉
某种程度上，杜润生1955年就体会过“掉脑袋”这样的凶险。那一年，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他和部长邓子恢不配合毛泽东过于急切的农村合作化，被斥为“小脚女人”。此后，邓子恢饱经折磨死去，杜润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没过几年，农工部因“十年没做过一件好事”被撤销，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则浩浩荡荡地展开了。
在众多文章浓墨重彩地展示杜润生“文革”平反后的十年农村改革成就时，他离开农工部，被调往中国科学院做秘书长的十年、“文革”被批斗的十年似乎被抽走了一般。
在反右斗争中，为了保护知识分子，他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初步红”的概念。
什么是“初步红”？就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已经初步红了，所以不是资产阶级。
在当时非左即右，非共产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定式思维下，这个概念保护了一些知识分子。
即便“文革”中在批斗时，他还在研读马列主义，研究农村改革，“你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你还替他们瞎操什么心。”他的夫人忍不住抱怨。
“他重视知识分子，是一个伟大的人。”跟随他多年，80多岁的姚监复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大声喊道。
杜润生几乎没有疾言厉色过，从不批评人，也很少表扬人。却常爱唱“反调”，面对赞成，他会提反对意见，如果反对，他又说赞成；他总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推敲，寻找反对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之后揉合种意见，形成最大公约数。
“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这是他后来常说的一句话。
在他这种做事风格的熏染下，1982起设立的常被称作“九号院”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大小不分，争论常有，一派生机。
那些年，老的小的，中央的地方的，部门条条块块的，都常到杜润生那里畅所欲言。
80年代的九号院里，常能碰到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比如国务院原副总理纪登奎、中央宣传部原部长朱厚泽，他们在调动职务询问意见时，都说去“老杜”那儿。
“我问过他们为什么要来这儿，”翁永曦猛吸了一口烟，半眯着眼，“他们说一个是图心情舒畅，一个是能学到东西”。
其实，杜润生的机构和编制在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中，屈居最末；但整个80年代，它在改革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实际成为中央经济改革决策研究中枢。
杜润生的办公室在九号院偏西的一个平房小院，院子很小，窗外种有海棠树。春季繁花盛开时，院里的年轻人已被他散在各地的田间乡头调研，等秋天海棠果满树时，带着调研结果回来的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总结、呈文，成为一个又一个的“1号文件”。
“如何把千百万农民的呼声，转化为党中央的政策，这是一门极高的艺术。”翁永曦忍不住用指关节敲着桌子，“杜老不是国家最高层的领导人，但是称他为中国农村改革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名副其实，毫不为过！”
“农村改革之父”这样的提法，杜润生从不放在心上。他一直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他的门生写道，在出版《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时，封底清样的介绍曾包括“人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看后，把这句一笔划掉。
虽然几番劝说，杜润生只有两个字：“不行”。
2008年，因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95岁的杜润生颤巍巍地站在颁奖典礼上，“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声音生涩、苍老，却字字分明。
因为，这不过是他“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原则的践行而已。
这位赤子老人，直到生命最后还惦记着，“能给老家村里捐所小学就好了，如果顺带盖个图书馆就更好了”。
北京的10月，已是深秋，西黄城根九号院大门紧闭，门口警卫森严。胡同里的风过，隐有呜咽之声。“一盏温暖的灯熄灭了”，一位多年受教于杜润生的学生悲哀地说，“他曾照亮了那个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年代”。
本报记者 丁菲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