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国人遇到中国诗

    文化部等举办的2015年中外文学翻译研修班不久前在北京落幕。来自法国、德国、日本、印度、荷兰、委内瑞拉、阿根廷等30多个国家的中青年翻译家，参加了为期5天的交流与学习。在这些翻译家中，有几位是专门翻译中国诗歌的。当外国人遇到中国诗，会撞出怎样的火花？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这些以翻译中国诗歌为己任的翻译家。

    中国青年报：请简单介绍下自己。比如，翻译过哪些中国诗歌？

    明雷：我来自阿根廷，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生，是法语、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翻译过《当代中国诗歌一百首》《于坚诗集》，现在正在翻译西川的诗歌。

    墨普德：我来自印度，是尼赫鲁大学教授，编译出版《鲁迅诗歌选》《当代中国诗歌选》《毛泽东诗词全集与文学赏析》等。

    白雪丽：我来自新加坡，写过6卷诗集。最近翻译的是新加坡华侨邱菽园的60首诗。他用古代汉语写诗，新加坡人不太了解，所以我把它翻译成了英语。

    拉嫡娜：我来自保加利亚，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中国专业博士生。翻译作品涉及中国古代、现代与当代文学；翻译过的诗人包括元代“四大家”之一白朴、清代《长生殿》作者洪昇、当代诗人北岛、“打工诗人”许立志等的作品。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会选择翻译诗歌？

    明雷：第一，我自己也写诗，出版过几本诗集，本就对诗歌感兴趣；第二，我学中文的主要原因是读到了中国古代的诗歌，爱上了杜甫和李白。我认为，诗歌是文学中最高和最有力的形式，能把语言的潜力发挥到最高水平。就像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说的，除了诗歌，“其余都是文学”。

    墨普德：我从10岁就开始写诗——像唐诗那样的格律诗。去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时候，我还在讲话开头朗诵了自己写的中文诗——“朝暾如金盘，春意渐阑珊。眺远与思忖，何时观天坛”。这首五言绝句是我在尼赫鲁大学硕士毕业那一年作的，表达了我来中国深造的渴望。

    我在中学时读过英文版的唐诗、宋词；16岁时，开始翻译李白、杜甫的诗歌。当时是从英文翻译成我的母语孟加拉语，但是感觉失去了原来的韵味，就想好好学习中文。于是23岁时，我来到中国留学。

    白雪丽：我本身是诗人，懂中文。在从事翻译工作之前，我读过很多中国的小说和诗歌，后来就想翻译。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企鹅出版集团的编辑，他请我翻译盛可以的《北妹》，我从此开始了翻译生涯。

    拉嫡娜：在保加利亚读硕士时，我把研究方向定在了研究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故事上。这个故事有1300年的历史，很多诗人、戏剧家、散文家都在写这个故事，特别是用诗歌表现它。我当年的论文就是翻译《长恨歌》。现在我在墨西哥读博士。一方面继续翻译李杨故事的相关诗歌，这也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的研究范围还包括元代和清代的戏曲，这其中大量使用诗歌，现在正在翻译白朴的《梧桐雨》。

    南京有一位很好的诗人刘畅，我和她在墨西哥学院认识，我正准备翻译她的诗。我还翻译过“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他去年自杀了，我看到新闻，就去查他的诗歌，发现别人翻译的西班牙语版本不好，就自己翻译。

    中国青年报：你最喜欢哪位中国诗人？

    明雷：西川的《一个人老了》、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肖开愚的《星期六晚上》。尤其对《星期六晚上》印象深刻，因为它和阿根廷诗歌的风格相通。我读过后发现，“哦，原来在中国也有这样的诗歌”。它是一种叙事诗，讲的是一个人在陌生城市里所碰到的人和事。

    墨普德：我最喜欢艾青。1986年，我研究生毕业的那年，开始读艾青的诗歌。同年，我来中国留学，1988年回国后开始翻译艾青一些简单的诗歌。我觉得如果不了解诗的背景，翻译就没有把握。1990年，我终于有机会采访到艾青。原计划一个小时的采访，最终聊了两个半小时。我最喜欢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在采访时问了很多关于这首诗歌背后的故事，才真正读懂这首诗。

    白雪丽：我很喜欢北岛和海子的诗歌。我喜欢中国诗歌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中国诗人不会在诗歌里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会给读者留有空间。

    拉嫡娜：北岛的诗很具体又很神秘，可以被称为是朦胧诗的最高代表。许立志给我的感觉正好相反。他的诗给人很强烈的情感，就像坐在读者对面说话，很直接。他的诗中充满了痛苦、疲劳、尖锐，一些比喻让人难以想象。我的同事看了许立志的诗会掉眼泪，他们能感受到诗人的痛苦。

    中国青年报：你们国家的年轻人喜欢读诗吗？诗集的销量如何？

    明雷：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革命取得胜利，出现文化运动，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20世纪又有了先锋派。我们现在写的诗歌，就是继承了先锋派诗歌的创作。

    现在，诗歌虽然没有很多读者，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杂志、出版社专门出版诗歌，所以仍然有一个“诗歌热”现象。相比之下，年轻人会更喜欢，因为诗歌主要是年轻人来写，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代中国诗歌一百首》的销量很好，在报纸上有很多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最近还有一个读者告诉我，这些诗对他影响很大——他读了之后，开始想学汉语。

    墨普德：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喜欢读诗，孟加拉人也喜欢读诗。我2009年开始翻译毛泽东诗歌，2012年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全集》，收录了95首诗，销量特别好。因为在印度，很多人知道毛泽东主要写战争、战略的文章，不知道毛泽东还有诗歌，都特别惊讶。

    白雪丽：《邱菽园诗选》是新加坡图书馆的一个项目，有很多读者会来看。邱菽园的第五代后人对我说，因为不会中文，他本来没有办法读他祖先的诗歌。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读我翻译后的诗歌，他觉得很感动。我也很感动。

    诗歌在新加坡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新加坡作家喜欢写诗，比短篇小说写得多，出版社也愿意出版诗集。但读者，特别是年轻人，更喜欢读小说。

    拉嫡娜：很多读者给我打电话，说我翻译得很好。在墨西哥，诗歌的读者群是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我的这些诗发表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报纸上，知识分子和年轻人都很喜欢这份报纸。

    写诗的年轻人也非常多。他们十几二十个人聚在一起，出版一些小册子，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上宣传自己的作品。因为年轻，他们会去很多地方，参加很多活动，就有机会宣传自己的作品。

    中国青年报：翻译中国诗歌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明雷：翻译中国古代诗歌比当代诗歌困难。当代诗歌一般是用自由形式，没有像古代诗歌那样严格的格律。我个人认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创造一首新的诗歌。

    我最近翻译了于坚的一本选集，里面有一首长诗《零档案》。在把它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过程中，我遇到很多的问题。首先，中文更浓缩，可以在一个小的空间里释放很多信息；《零档案》的句子本来就很长，翻译时一个句子被拆成了两个或三个句子。其次，这首诗中用的词语很丰富，从日常用语到古代诗歌的引用。作为翻译家，我得让读者感受到这些词语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内容。

    墨普德：翻译的时候，要去理解诗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具体到每首诗的翻译，有时候会因找不到某个词的确切表达方式，翻来覆去地花一天时间，最后可能还是找不到，我就干脆加注释。翻译诗歌，自己一定要是个诗人，也一定要深刻理解所译诗歌的文化。

    白雪丽：做一个翻译者，首先要做一个好的读者。因为我在新加坡做英文文学老师，本身是个诗人，所以文学感还不错。如果翻译者本身的母语文学水平不错，再加上是一个好的读者，就可以翻译得更好。

    拉嫡娜：押韵！另外，虽然诗歌比较短，但是有时候一首短诗可以讲比一本小说更多、更深入的内容。

    中国青年报：未来有什么翻译计划吗？

    明雷：第一，继续翻译一些当代诗人的诗歌，比如西川和肖开愚；第二，我要扩大我翻译的《当代中国诗歌一百首》中的内容，这本书已经收录了20位当代诗人的诗歌，从多多到余旸，我希望出版新的版本；第三，也想翻译一些1949年之前的现代诗人的作品。

    墨普德：我已经和中国朋友说了，让他按照年代给我列出一些好的中国诗人的作品，我准备继续翻译。

    白雪丽：我翻译过李白、白居易的诗歌。我去年去了嘉峪关、敦煌，在那里买了很多诗集，已经翻译了其中一部分，我会一直翻译下去的。

    拉嫡娜：我要把许立志的200多首诗歌全部翻译出来，然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