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角落科室”的逆袭

    “医疗援疆”历经数十年未能突破的瓶颈问题，如今正在上海、新疆两家医院的合作实践中找到突破口。

    从上世纪50年代上海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前身，记者注）派出首批援疆医生至今，“医疗援疆”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医疗援疆有一个瓶颈总是难以突破——内地专家一来，诊疗水平蹭蹭蹭上几个台阶；内地专家一走，诊疗水平迅速下降。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以下简称“复旦肿瘤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新医大一附院”）长达6年的合作中，两家医院病理科的医生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精准援疆”“团队援疆”新路子。简单而言，这种新模式，能让上海医生离开后，新疆医院的对应学科依然处在全疆领先水平，某些方面甚至还能优于上海医院。

    “角落科室”陷入恶性循环困境

    10月9日9：30（相当于新疆时间7：30，记者注），新医大一附院病理科的医生、医技人员齐聚在病理科报告厅内。他们比往常提前半小时上班，来听讲座。

    这是例行的每周早读会，当天的报告主题是动员大伙儿努力通过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的《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ISO15189)的评审认可。这一评审含金量极高，目前国内只有两家医院的病理科通过认证，北京、上海有若干家医院正在筹备认证，一附院是新疆唯一一家打算尝试并启动这项认证的医院。

    病理科主任张巍怎么也想不到，有朝一日，一附院的病理科竟有勇气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级医院角逐ISO15189认证的全国第三块招牌。就在6年前，她还在为科室人手不够、人才流失、全疆排名倒数的窘境一筹莫展。

    “病理科”在医院里是不为公众所知的一个“角落科室”，它通常坐落在医院住院大楼某层楼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但实际上，病理科能力的高低，能直接影响一家医院的诊疗水平——手术或胃镜、肠镜作业中提取的病人身体组织，都会被送往病理科，经过切片检验后由病理科出具报告，主治医生再根据病理报告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也就是说，如果病理报告拖延时间太久、出现差错或者某些指标无法检验，会直接影响病人病情的诊断和治疗。

    而在新医大一附院，6年前的病理科正在某种恶性循环下挣扎。病理科稍微有点能力的青壮年医生都被其他医院高薪挖走，硬件条件差，很多检验没条件做也没人会做，病理科在全疆医院排名倒数。

    因为“能力不够”，病理科与临床科室矛盾不断。新医大一附院院长温浩记得，过去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外科大夫找他投诉病理科，“不是说报告出得太慢，就是说很多指标检不出。”以肺癌切片化验为例，新医大一附院病理科过去只能简单区分鳞癌和腺癌，无法进行分子分型，也就无法为临床医生提供继续靶向治疗的参考依据，这使得临床治疗“完全放不开手脚”。

    时任新医大一附院副院长、复旦肿瘤医院的杜祥教授至今还记得，自己当年是“闻着味道”找到新医大一附院病理科的，“条件很差，又没什么人，根本不像一个科室”。

    这个“角落科室”当时的状况，逼着杜祥思考，“派几个病理医师过去，就能解决问题吗？援疆结束后，这里的病理事业怎么继续发展？”

    杜祥所在的复旦肿瘤医院病理科一直保持着“全国最牛”的名号，短期援助新疆同学科不成问题，但问题是，杜祥想给新疆医院“留下些什么”。

    带着“计划”轮番“轰炸”同一个学科

    杜祥想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医疗援疆传统模式的“新招儿”——梯队式团队援疆。“不是靠个人力量援疆，而是我们整个科室一起援疆。”他让科室里的每一名医生都到新医大一附院工作6个月，轮流交替，每个人都带着“计划”入疆并完成自己那一部分任务，每一名亚专科负责人都要帮助新医大一附院病理科建立起相应的亚专科来。

    时任新医大一附院人力资源部主任的杨萍告诉记者，对于“医疗援疆”，她原本并不抱太大希望，“再有名的专家来，也就是多做一些高难度手术，多看几个疑难病例，完了人一走，整个科室就塌了”。

    杨萍说，据她了解，不少新疆医生对“医疗援疆”不抱太大希望，“内地专家来了，他看他的病，我们的医生也该干嘛干嘛，各干各的。专家一走，啥也没留下”。

    但复旦肿瘤医院的第一名援疆病理医生王朝夫的到来，却吓了杨萍一跳。“他带来了一本六年计划书。”杨萍瞪大眼睛说，“详细到每一年准备要发表多少SCI论文，全是干货。”

    这是杜祥和复旦肿瘤医院病理科团队共同制定的计划。第一个“三年”着力从硬件、制度和流程层面，打造一个现代化的综合病理诊断平台；第二个“三年”则着力开展临床和医学事业亟须发展的新项目。

    王朝夫当时往讲台上一站，信誓旦旦，“你们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我不懂的，我背后还有复旦肿瘤医院病理团队；上海团队解决不了的，全世界估计没有哪家医院能解决。”

    复旦肿瘤医院病理科副主任王坚介绍，2008年至今，复旦肿瘤医院病理科所有骨干医生都到新医大一附院“轮转”过一圈。令新疆同仁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医生往返乌市和上海，行李箱里装的不是土特产，而是各种人体组织切片。有一次，一名上海医生因为托运“切片”太多，还被机场安检拦了下来。

    大批量的切片，成为新疆医生每周学习的珍贵素材。每周二的早读会，上海医生带着新疆医生一起阅读最前沿的国内外文献，练习上台演讲的口才；每周四早上的读片会，各种疑难杂症切片，拿到台面上来一起讨论。

    除此之外，新疆医生去复旦肿瘤医院深造，也获得了难得的便利。别人读博可能要排上两三年队，新医大一附院的医生只要通过考核可以随到随念。6年里，新医大一附院病理科已从上海毕业两名博士和6名进修医师。

    新医大一附院病理科主管技师苗娜在上海进修期间，拿到了上海病理医技顶级技术专家郑爱华记录了数十年的“独门秘笈”，“这个笔记本，包含了技术专家制片和染片的心得，我一去，就给我了。别人都拿不到”。

    “精准援疆”效果显著

    学科对学科的“精准援疆”，效果显著。“从角落科室逆袭成了全疆排名第一的科室。”新医大一附院组织部部长曹忠明从病理科的改变看到了未来“医疗援疆”的发展方向，“选好一个科室，齐心协力干到底，3年打基础，3年提升一个水平”。

    曹忠明说，过去的医疗援疆，是“输血型”，最怕“人走”，“（内地援疆医生）手术能做、病能看，人一走，全科水平归零。”而如今，他更愿意与有“造血意愿”的内地援疆医院合作，“人走了，病还能看，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高水平人员队伍”。

    如今的新医大一附院病理科，使用面积从700平方米增长到1700平方米，病理科布局参考并优于复旦肿瘤医院，科室职员从15人增长至37人，亚专科从0个增加到8个，一般小标本切片出报告时间控制在一天以内（即第一天获取标本、第二天报告送病房，记者注）。

    进步最大的，是过去“想也不敢想”的科研能力。张巍介绍，从2010年到2015年，科室共有16个课题立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个，省部级课题9个；从2010年到2014年，全科室共发表论文60篇，其中SCI论文1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6篇。

    而无论是课题，还是SCI论文，过去对这个“角落科室”而言，都是“零”。

    “今年我们可能有8篇SCI。”张巍兴奋地说。而今年，实际上复旦肿瘤医院病理科的6年计划已经结束了。

    张巍说，如今新医大一附院病理科由上海医生建立起来的每周晨读会和读片会，还会吸引其他医院病理科的医生自发前来参加。新医大一附院病理科还具备为全疆96个县市的其他病理医生提供培训的能力，每年定期在疆举办培训班。

    实际上，获得提升的远不止是一个“角落科室”。

    新医大一附院GCP（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记者注）认证办公室主任王建华对援疆医生杜祥印象最深。“他来时，GCP认证到了复审阶段，情况复杂。”王建华说，新医大一附院的8个专业在2009年通过GCP认证，2012年迎来3年复审，但当时，有的专业还没接项目，有的还没开展临床研究，还有的只承接了很少的项目，“眼看就要复审了，都没准备好”。

    杜祥援疆时，兼任新医大一附院副院长，他把新疆医生团队带去上海学习了一次，带回来各项制度、流程、设计规范，回疆自查，重新培训。每一个专业的每一个病例，都是杜祥一个一个“过”，他把问题严重的病例拿出来点评，从伦理、知情同意、随访等各个服务细节入手，告诉新医大一附院医生应该怎么做。

    到今年，除原有的8个专业，新医大一附院又增加了17个通过GCP认证的专业，临床科研项目从最初的一年七八个增加至一年5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