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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11月30日开幕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进入倒计时。
为了巴黎气候大会能取得预期成果，各方都在加紧“忙活儿”。法国作为巴黎气候大会东道国正在各方之间积极游说。11月2日至3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将访问中国，据称他此行的重点是就巴黎气候大会与中国进行协商，以确保气候大会成功举办。
气候谈判的议题，不仅是各国政府需要面对的议题，也是青年群体的关切。李莉娜和陈冀俍是长期观察和跟进气候谈判的中国青年人中的一员。他们对于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现场目睹的各方期望落空的场面还记忆犹新。他们希望，今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会是另一个开始。
在失望中前行的气候谈判
要让196个缔约方达成一个有共识的气候协议，从而使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可想而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事实上，近些年气候谈判一直是在失望中前行。对此，身为环保NGO（非政府组织）“创绿中心”研究员的李莉娜与陈冀俍深有感触。
2009年获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硕士学位的李莉娜，在上学时主攻的方向就是环境外交。毕业那一年，她有机会第一次通过加入一个名为“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的NGO代表团，赴哥本哈根观摩当年的气候大会。
2009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在当时被称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各方对于那次会议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但最终，与会各方只达成了一个无约束力的协议。这一成果远低于外界预期，被广泛认为是一次失败的会议。
“当时，我记得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NGO前辈都在现场落泪了。”李莉娜至今还记得当时弥漫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会场的失落情绪，“这让我印象深刻，虽然我当时对许多问题还有很多不解。”
从2007年开始跟进气候谈判的陈冀俍，同样有着深刻的记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设定的预期太高，导致各方情绪化加剧。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大部分NGO代表被请出场外，我们也只能在外围看直播。当时，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南北集团的对立。发达国家的代表发言之后，基本上只有发达国家的代表鼓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发言后，也基本上只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鼓掌。那次会议好像就是一次掌声的战争，全球同心应对气候变化的假想彻底崩塌了。”
在2013的华沙气候大会上，失望情绪似乎达到了另一个顶点。李莉娜记得，在当时的会场上，出现了NGO组织集体离场的场面，“即使在哥本哈根大会，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李莉娜说。
但李莉娜也在这之中看到了“有力量”的地方：“我觉得即便是这种集体离场抗议的活动，也是一种很有力量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这就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重要特色——气候谈判不光是一件由政府决定的事情，而更深层次的公民参与是推进气候谈判的一个渠道。”
“中国释放了非常积极的政治信号”
在李莉娜看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后，中国国内在气候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进展。“很多国内的政策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破冰的，包括碳市场、低碳城市的试点，国家把气候变化作为政策中间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十二五’规划里也有专门关于气候变化的专项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
“在对待气候变化的议题上，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开放，越来越积极。中国的声音也越来越重要。”这是陈冀俍给出的答案。
继2014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一起发表历史性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后，2015年9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又发表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国的积极行动释放了非常好的政治信号，对行动不足的国家产生了鼓励和压力，带动了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利于促成巴黎气候协定的达成。”陈冀俍这样评价说。
李莉娜也认为，“中国在减排方面的动力实际上非常足，中国所面对的空气质量问题、清洁能源应用等问题都是推进减缓气候变化工作的动力。”
青年人能为减缓气候变化做什么
NGO一直是全球气候变化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陈冀俍说，在环境问题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方永远无法参与，这就是尚未出生的人们和即将灭绝的物种。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而在全球气候谈判中，NGO需要在守住代内公平底线的同时，为将来的世代说话。
此外，对于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年人而言，可以为减缓气候变化做些什么呢？
陈冀俍给出的建议是：缓解自己提升生活水平的“刚需”。特别是富裕人群，可以减少住房面积、私车使用、肉食消耗。人们还可以尝试更多的低碳生活，比如尝试使用光伏屋顶、三层玻璃窗、太阳能热水、低碳众筹项目等，并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
本报北京10月3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