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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有明（化名），这位来自湖北恩施的农民，站在自家庄稼地前，笑得舒心。很难想象，他还曾“宁死也要上访”。
2014年以来，湖北省政法委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让律师参与矛盾化解，有力推动了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正式启动改革至今，湖北省涉法涉诉信访总量逐步下降，进入司法程序审查量稳步上升。
其中，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末端治理模式”、鄂州市的“源头预防模式”、湖北省直属政法机关的“过程化解模式”，在社会矛盾的“化解存量、抑制增量”上，作出了有效探索。
有了律师，“老上访”打赢了官司
税有明，家住恩施州巴东县茶子店镇校场坝村。曾经，他的承包地被政府错划给了别人。
上世纪90年代初，茶子店镇政府改造荒地时，没有按照法定程序收回税有明承包的荒地，也没有注销他的自留山证。后来村里为了发展经济，没有经过任何程序，直接就将这块地承包给了乡镇企业。
税有明气不过，立马卷起铺盖去上访：“1984年林权改革的时候，这块地我就办了证，政府怎么能承包给别人？州里不行找省里，省里不行去北京！”
在税有明多年上访的同时，恩施州委书记王海涛注意到了一种解决思路：“一个地方如果多次出现社会矛盾深化，大家就不可能集中精力搞发展、搞民生。我们要想新办法，甲乙的问题，不能总是甲乙双方在处理，要让第三方介入。”
2013年，恩施州聘请15名律师，组成了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化解工作律师顾问团。
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曹亦农，就是这15人之一。在他看来，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并且制度化，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在过去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过多依靠领导干部个人的能力、威望、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良心等非法治因素。特别是信访的接待、处理程序和依据并未导入法治轨道，导致有道理的上访人诉求无法得到解决，而少数无理上访者通过缠访、闹访、重复访却获取了一些非法利益，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曹亦农说。
律师们的到来，改变了很多“老上访户”的命运。
2014年夏天，律师顾问团进村的消息传到了税有明的耳朵里。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打通了律师顾问团的电话。
几位律师帮他理清了来龙去脉，告诉他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方向：“你有权利告镇政府！”这让大胆的“老上访”也大吃一惊。
“由于律师天然的独立性，又是法律明白人，既容易取得信访群众的信任和引导信访群众理性依法表达诉求、维护权益，又能够依法为当事人提供服务，还能督促政法机关依法办案。”曹亦农说。
税有明起诉后，不到一个月，法院就判决撤销政府“收回税有明自留地”的行政决定。法庭上的一番辩驳，茶子店政府也输得心服口服。
巴东县茶子店镇镇长郑爱华说：“通过法庭的审判，我们撤销了之前的行政决定。这件事我们的确错了。现在感觉到，政府只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作好表率，才能够引导农民人人守法。”
更出人意料的是，税有明不用出一分钱，律师也无偿提供法律援助，唯一为律师补助“埋单”的，恰恰是政府。比如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有8名资深律师加盟律师顾问团。恩施州委、州政府、州政法委向该所支付了12万元的法律服务费。不过，律所又主动捐给了筹备中的恩施州法律援助基金会。
“我们愿意埋单！”恩施州委政法委副书记覃力说，以前上访者常走入“信访不信法，信大领导不信小领导”的误区，如今，恩施州通过律师带来了专业化、法治化的声音，改变了上访群众“一访二闹三上吊，堵门堵路最有效”的误解。
截至目前，该州“百案攻坚”行动中的100件“钉子案”，已经成功化解52件。
如何让法律之光到达“最后一公里”？
在湖北多地乡村，律师不再是“城里人”的“奢侈品”了。
比如鄂州市推行“一村（社区）一律师”，在基层组织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开展法律咨询、纠纷调解、处置涉法涉诉信访、实施法律援助等预防性、基础性法律服务。这个项目，是明确列入鄂州市财政预算、面向律师事务所招标采购的。
怎么让纳税人的钱花得值，法律之光能到达“最后一公里”？
鄂州市规定了“直达到位”的服务方式，要求驻村（社区）律师每月定期工作1天，每季度举办1次法制讲座，对具体的法律诉求必须在两个工作日内服务到位。
在制度上，鄂州市安排司法行政干部分片联系，建立了一套法律顾问工作日志、工作报告、服务承诺、回访评议制度……同时，法律顾问也有考核办法，对驻村律师实行“绩效奖励、末位淘汰”制。
同样探索“律师进村”的，还有恩施州恩施市沐抚办事处。
“我们为什么要搞‘律师进村’？因为以前我经常被老百姓围着，都进不了办公室，而‘律师进村’开展了两年多，没有一个村民去市里上访了。”曾任沐抚办事处主任的田贵周，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说。
他们把律师顾问团的照片、手机号印成彩色卡片，发给村民。
“一开始律师特别辛苦，接特别多的电话，3个月以后，情况缓解了。老百姓为何愿意接受？因为有3个好处：一是政府出钱，免费咨询；二是非常方便，打个电话就行；三是最主要的原因——他认为律师公正。如果是乡村干部给甲、乙双方调解，甲、乙都怀疑干部可能偏袒对方，但律师和双方都是陌生的。”田贵周说。
覃力评价，当信访程序一层层走尽、而上访人依然不服，“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律师把上访人引入法律渠道，起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作用。
律师第三方介入，将权力关进法制“笼子”
对在湖北恩施工作18年的鲁诚律师而言，近年来的律师参与法治建设工作中，有3个现状是“没想到”的。
第一个“没想到”的是，湖北省恩施州政府对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是“玩真的”。“我曾担忧：这个制度能不能坚持、能坚持多久？但我连续两年在恩施市的人民政协会议上提相关的提案，党和政府都高度重视，逐一予以落实。现在感觉到政府部门是真的当做大事来抓，而且做好、做实。”
他的第二个“没想到”是：“各级党委政府把律师工作放在心上，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充分尊重律师。”
在律师顾问团的“参谋”下，恩施市人民政府废止了与《公务员法》相违背的市公务员离岗创业政策决议，龙凤镇依法纠正了关停矿主采矿场的处理决定，鹤峰县邬阳乡政府改变态度，为库区移民追加了800万元补偿款……
现在，在恩施州，政府运用法治手段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敢“告政府”的村民越来越多，越级非法上访的群众却越来越少。
郑爱华说：“现在，我们掏钱购买法律服务，让农民监督我们。以往‘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作法一去不复返，这是我们向依法行政、科学执政转型迈出的重要一步。”
鲁诚的第三个“没想到”是：以前老百姓上访，爱找“大领导”，现在有了矛盾纠纷，先问“律师咋说的”逐渐成为老百姓的第一选择。
在湖北省检察院的综合受理接待中心，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汪少鹏律师，就曾化解过一起长达20年的信访积案。他凭借深厚的法律知识，不断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释法说理，终于让信访人接受了检察院的依法处理意见。
同样，湖北省人民法院、省公安厅都搭建了资深律师的信访接待和咨询平台，把涉法涉诉信访矛盾化解在接访的“萌芽”阶段。
“律师参与处理涉法涉诉信访积案集中化解工作，能够让律师深入基层，接地气，直接并客观地体察民情，更多地了解法治建设和司法实际的状况，更彰显了律师在法治建设中的正面形象。”汪少鹏说。
“涉及到自身权益，老百姓不是先想到找领导，而是找律师，对律师的重视也是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鲁诚说，“作为一名律师，我感到很自豪。”
本报记者 庄庆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