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韩论”的目标是侵华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明治维新所实现的巨大社会变革，不仅对当时的日本而且对亚洲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当时，日本政府中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征韩论”的论调十分盛行，并终于发展成日本的一项基本国策，从此，日本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早在幕府末期日本就提出了“征韩论”。吉田松阴(1830～1859)曾被领导维新运动的改革派武士奉为师表，他在安政元年(1854)的著作《幽囚录》中就写道：“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之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翌年4月，吉田松阴又说，日本应遵守与俄、美所定之不平等条约，“其间养国力，随而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将失之于欧美列强的“交易之处”，“偿还于鲜、满之土地”，公然鼓吹向朝鲜半岛侵略扩张，也由此可见，近代日本“征韩论”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把目标瞄准了中国。

    “征韩论”的形成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当时，日本下层人民群众生活痛苦不堪，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统治者的残酷统治。自1868年至1878年11年间，日本各地人民反抗斗争多达540起。明治政权的另一个心腹之患是不平士族问题，武士阶层中很多人曾是倒幕运动的骨干力量，为明治维新政权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以资本主义近代化为目的的变法维新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冲击他们本身的封建特权，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庞大的武士阶层便宣告瓦解。同期，日本各地共发生士族暴动和叛乱20多起，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历时8个月之久的“西南战争”。加之统治阶级内部诸藩士在明治政府权力分配上的不均及政府财政困窘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危机四伏。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摆脱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明治统治集团迫不及待地选择了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寻找出路，而与日本隔海相望的封建弱小国家——朝鲜便成为它征伐掠夺的第一个目标。

    19世纪前半期，美国产业革命迅速发展，美国迫切希望开设横贯太平洋的航路，以便牢固地占领中国市场。日本地处这一航路中，不但是一个天然的停泊地和贮煤基地，美国还可以通过对日贸易获取利益。1851年，美国政府通过了用武力迫使日本“开国”的决定。1854年春天，美国东印度航队司令和遣日特派大使佩里率领9艘军舰组成的舰队来到神奈川海面，迫使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箱馆(函馆)二港；对美船员供给食物、煤炭，价格由日方规定；美国在日本派遣领事、获得最惠国待遇。从此日本“开国”，1854年至1856年，英、俄、荷等国也先后与日本订立了内容相似的条约。

    刚刚上台而羽翼未丰的明治政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忍辱负重继续遵守着幕府末期与欧美列强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明治政权效仿欧美列强，抢先占领朝鲜以实现自己长远的海外殖民市场的经济战略，以此摆脱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压迫，从而达到独立富强。由此可见，明治初期喧嚣一时的“征韩论”是社会经济需要在政治思想上的直接反映。

    《海舟日记》1863年4月2日记载胜海舟对长州（即对马岛）的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和对州藩的大岛友之允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应由我国派出船舰，向亚洲各国君主游说合纵连横，共同壮大海军，互通有无, 研究学术，免受西洋的蹂躏。应首先说服邻国朝鲜，其次是中国。”但又有数日后的记载：“向司农监察解说征韩之深义。今日城中议论，俗吏大哗，皆不同意。”又说：“大岛友之允来。征韩之议，因循不决叹息时机之将失。”他笔下的“说服”即是“征服”的同义语。对此，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评论说: “胜海舟的意见, 总的说来, 不外是先向朝鲜提议建交和结盟, 如不听从, 就征服它。”可见，日本侵朝思想与侵华思想是一前一后，也是一个整体。

    1870年7月，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明确提出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方针：“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鞑靼清之地。绥服此地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为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倘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当时，日本对朝鲜半岛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就有了清楚的认识，“北连满洲，西接鞑靼清之地”。只要占领朝鲜半岛，就意味着日本随时可以进攻中国，并成为“经略万国之基石”。因此，所谓的“征韩论”, 其实质就是侵略大陆论。

    1884年，日本在朝鲜策动甲申政变失败后, 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福泽谕吉在《时事时报》上发表“主张立即对清开战”的言论。犬养毅等人则鼓吹趁机“干涉朝鲜内政, 努力实行吞并”，并向日本当局献策说：“与中国之纠纷, 乃吾等为国家所最希望者也。”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陆军大佐小川又次，在他草拟的《清国征讨方略》大陆作战方案中，提出日军对华作战的总目标是“先攻占北京，擒获清帝”，将中国分割为六块, 然后分别处置之。并指出：“东洋命运关系清国兴亡者颇多，若万一清国成为他国蚕食对象，我国命运亦不可料。莫如为使欧洲不致侵入，我国先主动制定统辖清国之方略。”

    以上不难看出，“征韩论”的提出决不是孤立的。实际上，日本明治政府从1873年发生“征韩论”之争之后，就开始处心积虑地推行“大陆经略”政策，加快了对中国的作战准备。

    重温这段历史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中国、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时光流逝一个多世纪了，地缘政治的本质规律似乎并无改变，当今的美日都十分重视韩国的战略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是由美国为日本守护着“保全皇国之基础”之地，日本想方设法拉近同韩国的关系，防止出现“倘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的结果，并不遗余力地巩固美日韩三角同盟，这也是每当韩国有了向中国靠近举动（如韩国总统朴槿惠出席中国9·3阅兵等）或韩国出现“离心”倾向时，日本最感紧张的原因。

    （作者为本栏目特约评论员、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