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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在浙江省义乌市召开的首届中国—北欧青年领军者论坛上，300多位青年政治家、青年组织负责人、企业家、创业者参与其中，创业创新的智慧火花激烈碰撞。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目前中国每天新登记注册的企业超过1万家。多位与会专家表示，随着创业的门槛与成本不断降低，开放合作成为青年创业创新的常态。
产品应该是场景的解决方案
在资本寒潮中，创业场景创新能否成为一个突围的方法？
“如果在小小的红木盒子里装上义乌土特产红糖，两者就会共同形成一种‘红’的表达，带给用户全新的场景体验。”面对传统红木加工企业者在红木销售创新上的困惑，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委员会秘书长、场景实验室创始人吴声给出了一个方案，“或者在红木空间里来一次TED的头脑风暴，形成古老与现实的对撞，科技与创意的交融，这个画面想想也挺美”。
场景的创新，是一种开放的“创业精神”，让千千万万的网店创业者及产业链上的生产者、消费者“忙并快乐着”。
2014年前，“双11”还是情侣党花式虐光棍的节日，现如今“双11”被赋予“购物狂环节”的意义。
吴声提醒创业者：“每一个场景代表了一种新的趣味，每一个趣味代表了新的消费精神的崛起，每一种消费精神的崛起本身就意味着出现新的创业机会和商业模式的契机。”他将这个逻辑归结为20个字的创业场景方法论，产品即场景，分享即获取，跨界即连接，流行即流量。
一位杭州大二学生基于11点11分校园熄灯的场景，推出了一款大学男女生夜聊的应用。但做了一年之后，他陷入了产品可替代和用户黏性的迷茫。
吴声建议他从约聊配对成功的叠加应用或服务方面进行创新，“产品即场景的核心意义在于产品应该是场景的解决方案”。
不连接算什么互联网产品
当人们在朋友圈乐此不疲地分享滴滴专车代金券时，可能会感叹一下“这公司真土豪”，但对于滴滴来说，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激活一个用户，比起地推等传统获取用户的方式，成本创了新低。
“有时候大家觉得，一定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东西才是创新。而在我们看来，创新就是满足那些没有被满足的需求。”滴滴出行副总裁付强说，滴滴从最早的出租车叫车服务发展到专车、快车服务，再到顺风车、代驾、巴士服务，“一款产品被满足需求的时候，还在思考其他需求，这就是创新的过程”。
一杯咖啡加入图书、商务、文艺等不同的元素，就出现了不同的新业态。一件T恤或矿泉水加上不同的标志，就能卖出完全不同的价钱。芬兰美圣集团（香港）首席运营官安妮卡·希尔图宁分享说：“消费者认为我们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品牌，而品牌的建立就是让客户把你和什么关联起来。”
“必须要连接，不连接算什么互联网产品？”心有灵犀科技创始人兼CEO王洁明说。王洁明与一位意大利设计师合作，开发了一款智能珠宝，具有计步、久坐提醒、紫外线监测等功能。例如，结合星座运势，如果这一天是吉祥日，珠宝就会闪闪发光。这被王洁明称为是“懂人心的珠宝”，甚至是“可以把思念变成惊喜”。
不同时间、不同空间都上演着创业创新的梦想与传奇。
挪威Tigris Capital执行合伙人威廉·克利潘提到了跨国公司“连接区域”的重要性，“他们能够把世界别的知识带到地区，他们需要某一个产品，就会带来一个员工。在东南亚，有一家著名的德国公司，他们的理念就是雇1000人，炒掉500人，最后被炒掉的500人都愿意创业了”。
建立有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论坛召开地——熔铸了商贸基因和创业血脉的义乌，目前已发展为拥有550万平方米面积、7.5万个商铺、180多万种商品的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如果在每个铺位前停留3分钟，按每天8小时计算，需要一年半时间才能逛完。
距离国际商贸城7公里的地方，青色砖瓦，街面上只能零星看到几个行色匆匆的村民和拉风的快递小车。这是被李克强总理誉为“中国网店第一村”的青岩刘村。
这个只有1800多间房，却开了2800多家网店的村子，店面里不见热情的导购和琳琅的商品，但所有的生意集中在网上——“叮咚”声频繁响起，“这会儿都忙着接订单呢，下午打包发货时才热闹。”当地村民说。
一根网线、一台电脑，连接无限可能，如今已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万余名大学生在此创业。
义乌工商学院有8000多名学生，四分之一的学生在网上创业。让副院长贾少华感动的是，一位学生没有腿，所有的活动靠手，做网商一天要发2000单以上，他一个月赚两三万元，成为家里的顶梁柱。面对众多学生的创业困惑，这个案例成为这位校领导口头的经典案例，“这样的年轻人都能成功，其他人有不成功的理由吗？”
不管是青岩刘村，还是义乌工商学院，都是这个城市创新创业的缩影，而这个城市的创新创业基因，以及有活力的生态系统，吸引了众多外国专家的注意。
威廉·克利潘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怎样创造一个生态系统让创业公司获益。2004年，他们公司到新加坡时还没有创业生态体系，现在新加坡已经有了很大的创业社区。建立生态系统，让服务进入比较有吸引力城市和地区。“用中国的方法说，要有一个正确的汤，汤里有正确的调料。其他方面，政府做的越少越好，政府尽量不要挡路”。
威廉·克利潘认为，国家层面也要建立安全网体系，建立文化，做企业家的风险就不会那么大。比如在北欧有非常好的安全网体系，如果失败了，总是可以从政府那里拿到一些钱，即使失败也不会一无所有。
陈佳丽 本报记者 李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