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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上世纪70到80年代，每个月有两次，英国的图书馆、大学和汉学家们，都盼着一趟邮政列车。列车到站后，一位名叫邓家祥的华人会一麻袋接一麻袋地扛下印有“中国邮政”字样的包裹，护送到伦敦唐人街的光华书店。包裹里装满了各门类的华文书刊，而创办于1971年的光华书店，是当时全英唯一一家华文书店，艰难维系着中国与英国的联系。
盼着这些“中国邮政”包裹的还有在英国生活的十余万华人华侨。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距离唐宁街首相府200多米的伦敦华埠，一条主街上挤满了五六十家饭馆、医馆和武馆，却没有一家华文书店。直到有了光华，英国华人华侨们才找到一扇推开就能望见家乡的大门。
英国光华书店、法国凤凰书店、美国中国书刊社、日本内山书店、巴西文昌书局……她们在新中国被外交孤立时，无形中担负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使命。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不同当年的模样，这些华文书店还好吗？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这些书店的主人们。
世界看中国的窗口
在1967年的每个星期天，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里常有一个位年轻人卖《毛主席语录》，一个周末能卖出2000多本。当时21岁的邓家祥主职是一家中餐厅的厨师，卖书是兼职。1971年，在当地华人帮助下，邓家祥在银行贷了2000英镑，全英第一家华文书店由此诞生。
1973年，英语世界最悠久的大英图书馆新址落成，也是在这一年，大英图书馆开始通过光华书店恢复了中断长达20多年的中国书刊馆藏。《剑桥中国史》主编、90多岁的英国汉学泰斗鲁惟一说：“那时候只有在光华书店你才能买到中国书。《考古》每月发行一本，都是从光华书店来的。”
无独有偶，成立于1959年的美国中国书刊社也曾创下北美地区销售100多万本《毛主席语录》的纪录。在中美建交前，美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也在这间书店。
创立者诺伊斯家族的第一代人早在1868年就踏上中国大地，创办了培英中学和广州第一所女子中学真光女校。他们的孙辈、出生于中国广州的亨利·诺伊斯，则为冷战中的美国带来了中国书刊。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想要了解到任何来自中国的客观消息，都会找中国书刊社。
亨利·诺伊斯之女妮可莱特·诺伊斯记得，中国书刊社刚成立时，她问父亲：“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能去中国呀？”父亲回答：“不知道，也许12年后？”1972年，父女俩真的去了中国。出发前，有人跟妮可莱特说：“你不应该去，他们会杀了你的！”
妮可莱特·诺伊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今天的美国民众来说，中国仍然有些神秘，他们有必要多听听来自中国的声音。有一次店里来了几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读者，看了会儿书后，说：‘原来那里的人跟我们一样啊！’”
2009年，巴黎凤凰书店的创始人雷吉斯·贝热隆辞世，葬礼很简单，也没有墓志铭。然而，一同下葬的一枚周恩来总理亲自颁发的勋章，透露了这位书店老板并不简单的故事。1964年中法建交，第二年，贝热隆就在巴黎街头办起了法国第一家海外华文书店凤凰书店。
凤凰书店曾一度身陷灾难。1980年，极右势力烧毁了书店，第二代经营者克莱尔在火海中面目全非。但凤凰书店在废墟上架起报箱，继续接受读者订单，向整个巴黎宣告：凤凰将涅重生。今天，在华语文学界，凤凰书店之名无人不晓，是否受邀在凤凰书店主讲过文化沙龙，成为检验某一华语作家是否可以在世界文学界代表中国发声的不成文标准。
一年关张300多家书店，华文书店能否幸免
邓家祥回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可谓光华书店的“黄金时代”。1986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英国掀起“中国热”。“英国孩子们要知道中国在哪里，中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很多学校就来我们店里买书，请我们去做讲座、教孩子做风筝……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业务发展很好，但上世纪90年代后，就不只我们一家了。”邓家祥说。
随着中国与英国乃至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2000年以后，曾经是购书大户的英国各个大学图书馆，已经能与中国的大学图书馆直接交流，光华书店就显得“没那么必要”了。
妮可莱特·诺伊斯觉得，一切变化都来得太突然。“以前《今日中国》和《北京周末》杂志有很多订阅，但现在网上就可以看到；书也是一样，有了电子书就不愿意再来买书。很多美国的小书店都已经开不下去了。”
凤凰书店第三代经营者菲利普·梅耶发现，在过去20年，中文书的读者越来越少，“虽然凤凰书店仍然是法国唯一的华文书店，但中文电视出现、网络便利，读者也可以直接从中国购买中文书”。
法国政府支持培育多样性的独立书店，独立书店的经营一直保持缓慢上升，去年涨幅为2%。法国法律规定，全国书价统一，因此网络购书既不能促销，还要额外多付运费。即便如此，菲利普说：“我们时刻准备着和互联网的竞争。”
凤凰书店非常小，营业面积不过200平米，它的经营绝招就是举办读者见面会，去年一年就举办了50场，诗人、汉学家都是见面会常客，每次来的听众有20~200人，“中国著名作家刘震云来的时候，挤进去了200多人，楼梯上都坐满了”，“越来越多的顾客需要与书有近距离的接触”。
1917年，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上海日租界创办了内山书店，从1927年白色恐怖开始，内山完造先后救下了鲁迅、郭沫若、田汉、陶行知等著名知识分子。抗战结束，内山完造又第一时间致力于修补中日关系，从1948年开始在全日本各都道府县巡讲1000多场，直到辞世。
经历了胞弟内山嘉吉、侄子内山篱之后，今天的内山书店已经传到了第四代内山完造的侄孙内山深手中。在日本，每年关张的书店有300多家。在互联网获取关于中国的信息已经十分便利的今天，实体华文书店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内山深回答：“来我们店里的日本年轻人，会问我哪套中文教材好，我就帮他选，这时店里的中国客人也会帮他选，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交流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这就是实体书店的好处。”
最后的华文书店后继何人
内山书店的第三代店长内山篱说：“内山完造、内山嘉吉、我，我的儿子内山深，再过两年，内山书店就100年了。”今年43岁的内山深在大学主修社会学，他从15岁起就决定要接手这家书店。他的梦想是在中日两国间终有相互了解的那一天，把内山书店开回上海，开回到内山完造长眠的土地上。
然而，书店能像内山家族这样顺利接班并不多。
在距离中国大陆直线距离超过1.3万千公里、飞行时间超过30个小时的巴西，近年来中国出版的葡译图书每年仅有五六种，还多是字典，巴西华侨很难从新书中读到当代中国。今年5月25日，巴西圣保罗，一本位居全球政治类书籍销售榜首的华文图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举行全球葡文版首发式。这本书的引进者是巴西华侨、文昌书局的主人何安。
1964年，何安的父亲何德光创办了文昌书局。这位亲手升起圣保罗总领馆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爱国华侨在临终前对儿子的嘱托是，“无论如何也要把书店办下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华文图书在南美洲的辉煌时代。包括巴西在内，有9个国家分布着海外华文书店——今天，只剩下文昌书局。
何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书店一年的销售量不到1万册，以中医养生、励志、儿童读物居多，说实话赚不了钱。”文昌书局也在努力尝试转型，它与巴西最大的连锁书商Saraiva合作，通过遍布巴西的70多家书店，扩大华文图书的销售网络和社会影响。
何安的儿子在大学念机械工程，明年毕业。“我问他要不要接班，他还没有答复我。可是没人接班，书店就断了，以后谁还会再来开一家呢？”
从2013年4月开始，天津广播电视台“泊客中国”栏目组找到了这些曾经孤悬海外的华文书店，拍摄系列纪录片《海外书店》，该片将于近期在天津卫视频道和国际频道播出。今年11月21日，天津卫视将播出“泊客中国”盛典，这些书店的创办者或继承者们也再次来到中国，回顾自己与书店的昨天、今天、明天。
妮可莱特说：“书店很重要，尽管它的形式一直在变。也许有一天人们可以完全通过网络了解中国，中国书刊社因此消失。但至少，中国书刊社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吧。”
菲利普说，过去50年中，凤凰书店和中法两国关系密切，并一直保持非常坚定的状态——无论发生什么，书店永远在那儿，要让法国人民听到来自真正中国的声音。“我们不会站在任何一方，书店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传递各种各样的声音。”
今天，光华书店仍然是全伦敦唯一一家海外华文书店。2007年，邓家祥以象征性的1英镑将为之奋斗一生的书店转让给了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由其继续经营，只要求留下“光华”两个字。
华人在海外开店设馆多是做生意，而光华书店对邓家祥来说是做事业，更是一辈子的感情。他说：“我觉得销售出去的不是商品，是中国人的尊严、勇气、梦想。”
本报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