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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1月《三联生活周刊》正式创刊算起，这本以“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为口号的综合类周刊，迎来了创刊20周年的纪念。近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旗下《三联生活周刊》举办了一场纪念研讨会，与会者不少都是京城的媒体大腕儿，都与这本周刊有着密切关系。
曾经那是一个一群人愿意做一件文化事儿的年代，而如今又是一个媒体遭遇转型的年代。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周刊，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沈昌文敏感且颇有远见地提出恢复邹韬奋先生《生活》杂志的想法。沈昌文回忆，自己30年前上任之初，三联书店只有30万元资金，没有办公室，他就在朝内大街等5个地方找了5个房间当办公室，每天骑着自行车在这5个地方来回折腾。
“名义上我是总经理，实际上是个出版社的小老板，最大的便宜是‘捡’了蔡志忠和金庸的书出版。那时候，为了得到蔡志忠漫画的消息，订阅台湾的报纸还得冒着‘间谍报纸’的风险。”沈昌文觉得自己对《三联生活周刊》并没有出什么力，就是“给周刊起了个名字、办了个手续”。
1993年，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董秀玉刚刚从香港三联书店调回北京。她发现香港的杂志市场非常活跃，一份成功的周刊不仅能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还能成为经济上的“印钞机”。董秀玉打定主意要办一份融合“三联”知识分子格调与新闻报道特色的周刊。
由于三联书店没有资金办刊，董秀玉提出，“引进投资方来合作，但是杂志的编辑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编辑部手里”，这也是国内较早引进投资方的办刊尝试。从1993年~1995年，周刊几经波折，投资方换了好几拨，杂志定位也在摸索中。直到1995年1月，媒体人杨浪带领的团队完成了创刊工作。
董秀玉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号上写道：“韬奋同志从来主张，特殊时代需要提供特殊的精神粮食。这就需要创新，要前进。《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就是我们的再出发。”
杨浪说：“我们这一代人躬逢盛世，在一个中国风云际会的时代，可以直接领会那些在思想界、出版界、知识界留下过印记的文化人的风采，一辈子做一件事，20年做一本杂志。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真正缺的是文化市场，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精神和思想。如果他们的精神和思想没有被留存下来，那是最可悲的。”
1995年的夏天，曾任《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副主任、三联书店《爱乐》杂志主编的朱伟，成为《三联生活周刊》的新一任主编，这一当，就是20年。周刊的这次庆生，也被戏称为朱伟的“欢送大会”——老主编要退休了。朱伟认为，《三联生活周刊》的模式不可复制，因为它正好赶上了中国一个周刊的生长期，使其可以在10年的时间内慢慢成长。
2005年以来，朱伟感受到了越来越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对传统新闻性周刊的影响，读者已经不能满足仅仅对新闻的消费。于是，周刊一方面加强杂志的厚重性，增加大容量的封面报道，另一方面增加理财、收藏、旅游、健康、美食等实用内容。从新闻性转为综合性的做法，使周刊从2005至2009年，连续5年广告量增长超过15%、发行量增长超过20%、利润增长超过20%。
2014年，《三联生活周刊》又一次面对转型期。路英勇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后，提出“数字化时代到来和新媒体的日益强势并非传统媒体的末路，如何以更加适应时代特色的立体传播方式打造全媒体赢得机会，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曾是《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的方向明在《三联生活周刊》创办后成为主笔、副主编。他笑称自己今天坐的位置非常好，“左边是老主编，右边是新主编”。“能否从具有竞争力的一本杂志，变成一本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杂志，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也是我们能否在一个全新领域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格外重要的一点。”方向明说。
朱伟说：“对一本刊物来说，20年太短了。美国《时代》周刊到现在快100年了，这样看，《三联生活周刊》只过了一个青春期。从今年开始，他将进入全媒体时代。”
本报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