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系统运行良好的前提下，养老金应该入市”

    “现在的年轻人到退休时还能否拿到属于自己的退休金？”“是否有有效手段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现在在中国被广泛谈及的问题，也正是加拿大在20年前所面对的重大议题。

    上世纪90年代末，加拿大开展了系列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拿大前任央行行长和财政部副部长大卫·道奇（David Dodge），是实施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这些改革措施，也使得加拿大在保持完善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也确保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些富有前瞻性的改革举措，被加拿大媒体称为“对未来的修正”。

    11月18日，加拿大驻华使馆举办“加中经济讲坛”活动，邀请大卫·道奇先生就“人口老化、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并和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在低利率和货币不稳定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如何通过合理决策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卫生、住房等方面的问题，同时维持经济增长。

    “人口老龄化一直是困扰欧洲和北美国家的一大问题。人均寿命显著增长，生育率不断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正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中国也不例外。”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加中两国所共同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

    2014年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前不久，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公布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引起了国内外舆论普遍关注。

    “全面放开二孩”能够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吗？大卫·道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全面放开二孩，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人口结构，扭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大卫·道奇认为，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验来看，人口生育率的高低，与“国民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城市化程度”以及“妇女就业率”这三个因素呈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这三个因素都往向上的趋势发展时，人口生育率就不可避免地会保持在低水平。他说：“中国全面放开二孩，可能会对提高人口生育率起到一定程度上的积极影响，比如从数字上而言，可能从现在的1.4、1.5提升到1.7、1.8，但不太可能使中国的人口生育率突然回到2.2、2.3的水准。”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大卫·道奇说。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人口老龄化一方面意味着劳动力参与度下降，最终使人均GDP下滑；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医疗保健、养老金、住房以及与老年人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所以在现实当中，我们需要想出一些对策，思考怎样才能减少老龄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在这方面，加拿大有一些先行的经验可供借鉴。赵朴大使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人们感觉到，当时的加拿大年轻人在退休后不太可能领取到养老金。但在几次成功的政策改革后，加拿大政府推出的加拿大退休金计划（Canada Pension Plan，简称CPP)，恢复了财政的可持续性。如今，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已经成为社会福利体系中的重要支柱。”

    作为CPP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大卫·道奇介绍了这一制度的基本情况。他说：“这是一个将‘现收现付体系’和‘基金制体系’混合的方案。”——对于中低收入人群，实施公共的随收随付的统一收益或与收入相关的固定收益计划；对于中等收入人群，实施公共和私人领域相结合的基金制与收入相关的固定收益计划；对于中高收入人群，则实施私人领域的基金制固定缴费计划。加拿大的这套体系，可为在中国正面临广泛争议的“养老金是否应该入市”问题提供经验借鉴。  

    “养老金是否应该进入股票市场？答案是，应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大卫·道奇先生干脆利落地回答说。

    在这方面，加拿大有成功经验可循。上世纪90年代末，加拿大政府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到来，养老金“现收现付”制不能够永久持续，于是，在1997年12月，加拿大成立了退休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CPPIB），专门负责CPP结余资金的投资与管理。有中国学者引述加拿大官方统计数据称，截至2015年3月底，CPP基金2014财年的收益率达到18.7%。此前也有审计数据称，加拿大的CPP在未来75年内具有可持续性，可保障对加拿大国民退休金支付的承诺兑现。

    “养老金资金应该入市进行投资。当然，前提是，应该有一个运行良好的财政系统。其次，对于普通个人而言，人们最关心的就是，入市以后的养老金能否得到妥善管理。在这方面，加拿大的CPP基金是世界上被管理得最好的社保基金之一。此外，养老金入市不应只着眼于国内债券股票市场，投资国外股票市场也应该被考虑。”大卫·道奇说。

    大卫·道奇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策略。他表示：“老龄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人退出劳动力大军，进入退休状态，使劳动力增长减慢。推迟退休年龄可以缓解这一问题。此外，还应提高教育培训体系的效率，使经过良好培训的年轻人能够更快加入劳动力市场，从而延长劳动时间、增加社会劳动力。”

    当然，任何改革的推行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卫·道奇根据亲身经历说明了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容易。他说：“1987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加拿大一定需要进行比较大规模的改革，我们说服社会公众接受改革，花了很长时间。比如，我们花了10年时间才成功说服社会公众增加缴费的金额。”

    大卫·道奇先生还表示：“另一个重要经验，是要让公众相信政府。1997年的时候，我们设计了这样一套新的体系，也就是把养老金的资金跟其他政府职能分开。这样，我们才很成功地让加拿大公众对我们的制度有了信心。此外，我们还在加拿大设计了一套自动调整保费的制度，让保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动调整，实现与其他支出的匹配与协调。”   

    本报北京11月2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