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音符画肖像

    何国锋唱着歌、弹着吉他，突然，他从两米多的高台跳下来，膝盖打弯，重重地摔在地上，脚后跟摔成粉碎性骨折。歌的余调还在上空环绕，钻心的疼痛从脚底蔓延，他对观众狂叫：“我演得像不像？”

    “演得真像跳楼的！”其实，不仅观众，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一跳究竟是为了表演，还是真想跳一次楼试试。

    摔个骨折算什么，在他看来那叫解放身体。41岁的何国锋从小在河北一个小城长大，整个城市飘浮着煤炭和钢铁的粉尘，给铺天盖地的港台音乐“伴舞”。高中毕业他成了混混，后来背上吉他来北京闯荡。

    那时的他想成为摇滚明星，颓废的、迷乱的、癫狂的，在昏暗的灯光下摇摆着身体，一弹吉他就要低头，举起右手就会呐喊。

    他在很多场合唱歌：北京的酒吧、地铁上、专业的舞台，还有无数条无人知晓的马路和小河边。

    他追求“自由的、实验的即兴音乐”，从不乖乖唱歌。他在衣服上贴满饭盒，神神叨叨地念着听不懂的词，然后用一声狂吼就点嗨全场。

    他在马路边上，拉着出租车司机唱歌跳舞，人家不配合，就大打一架。他把眉毛剃掉一边，胡子留着另一边，只在发际线留一圈头发，穿着病号服在舞台上唱歌。

    这些看似荒诞粗俗的行为，他说不清是为了什么。

    “我想成为自身的实验和被实验的动物。”他说。

    可回忆起曾经的生活，他说，不后悔，但是现在不会那么过激了。

    5年前，他走上了创作“音乐肖像”的道路——每个月去见一个陌生的人，为他们写一首歌，为他们画一幅音乐肖像。

    “从自己的小花园走出来，走进别人的小花园看一看，然后找到上小学时第一次去公园，回家写篇游记的感觉。” 

    这次，他期待从酒精、香烟中跳出来。

    他从豆瓣上招募陌生人，看新闻报道找自己感兴趣的人。2010年，每月一个，他接触了12个在不同城市的陌生人，拿着一台又小配置又低的DV，拍这些陌生人的一整天。

    1月，他去安徽，见到一个文艺又敏感的乡村教师。他跟老师一起去上课，听这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诗歌和散文。下班，他们在破旧的小饭店，点几个小菜，喝一壶酒。晚上，一起在县城的KTV吼一嗓子“亲爱的姑娘”。

    谭谭面是个聋哑人，想当T台上光鲜亮丽的模特。何国锋就当她唯一的观众，看她在国贸商场秀一把模特步。璀璨的灯光下，何国锋感受到了这个女孩独一无二的美。交谈不了，他就用眼睛去看，用心去记录，让歌词“勾勒”出她走猫步的样子，搭配的旋律能给女孩的梦想“上色”。

    不能说话的还有一个，一个未出生的宝宝，是10月的主人公。何国锋接受了这样的申请，一开始就犯了难。就像给人画肖像一样，孩子还没有出生，这可怎么下笔？

    虽说“音乐肖像”不在乎眉眼像不像，但是，未出生的孩子看不出气质，人生还没有起航，怎么创作歌词和旋律？节奏是快还是慢？

    他听宝宝的爸妈谈论孩子可能的模样，为孩子计划在哪上幼儿园、上小学。何国锋发现，宝宝没出生，但是他的故事已经开始了。

    在返程的火车上、躺在酒店的床上、盘腿坐在通州工作室的阳台上，他弹着一把木吉他，完成了12首“音乐肖像”。歌名就是他见到的12个陌生人的名字。

    他说要用音乐去记录这个时代的真实。

    他原本想为陌生人写一首歌，也在5年后渐渐丰富成一首MV、一部纪录片、一些摄影作品和一些回忆文字。

    重新听5年前的demo，何国锋的脑海中总会飘过一些片段，听着歌，他就能想起每个人的“模样”。

    4月见到的那个山西矿工，每天穿着长短不合身的西服出门，那是他最好的衣服。每次下井前，他都担心这是最后一次下井。每次上井，矿工老婆就做一碗臊子面，矿工说，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吸溜、吸溜的吃面声成了这首音乐肖像的旋律。

    何国锋打算把音乐肖像一年一年做下去，建一个线上线下的音乐肖像档案馆，把每个普通人的影像、写出的歌做成一个展览，形成档案。“这或许就是我下半辈子要做的事”。

    “如果国家是一个政权，我的音乐是失业者；如果国家是脚下这片土地，我的音乐是它怀里的枯叶与新芽。”他这样解释做音乐肖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