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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了解青年创业状况，并通过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创业青年需求，推动完善创业支持政策，营造更加良好的创业环境，12月1日至4日，全国“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调研组，专程赴上海就青年创业环境和工作状况进行专题调研。倪邦文、李红、陈小川、朱建弟、周桐宇、严琦等12位代表、委员参加调研。
调研期间，调研组深入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太库·上海新型孵化器和浦东软件园创业园区，与那里的青年创业者进行深度交流。除了走访交流外，调研组还邀请了“扁豆姑娘”王黎娜、“菌菇女王”董若兰等沪上并不多见的农业创业者一同进行“面对面”座谈，围绕政府创业环境的营造、青年创业者的“痛点”等进行深入交流。
除上海浦东的青年创业者以外，调研组还专门用一天时间对上海大学生创业情况进行“细分领域”调研。调研组深入上海高校最为集中的杨浦区，实地走访了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和同济大学新型创业孵化机构“同济创业谷”，邀请与大学生创业者接触频繁的投资机构负责人和大学生创业者、高校创业园区负责人一同坐下来“面对面”交流。
了解基层创业者的声音之外，调研组也不忘倾听上海各个委办局负责人和基层团委书记对青年创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去年以来，上海市层面各个委办局和基层街道乡镇都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快推进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的方案和具体做法。调研组成员几乎把每一个出台过相关政策的市级机关部门和基层组织负责人都找到了，并仔细倾听、记录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实行情况，了解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12月2日，在上海浦东软件园的会议室里，从上海银行辞职创业经营扁豆合作社的王黎娜，正在抓紧时间把自己对青年农业从业者未来的担忧抛给调研组。“年轻人，除了我和少数人，几乎没有人愿意干农业。政府能否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给务农青年一些补贴？”王黎娜说，她的扁豆合作社里，有4180户农户，这些农户中，年轻人的数量屈指可数，“拿什么吸引年轻人回乡务农？给政策、给补贴、造环境是关键”。
在王黎娜的扁豆合作社，扁豆交易旺季时，合作社设定一个“保底价”每天与农户现金结算。到了年底，合作社盈利的60%都会拿出来给农户发奖金。即便如此，年轻人仍然不愿回来种地，“打个比方，如果每招到一个年轻人，政府就给每月800元的补贴，再配合鼓励年轻人返乡创业的政策，会不会就有人愿意回来了？”
实际上，王黎娜已经尝到政府补贴的甜头，政府给予其合作社最大的一笔补贴有数百万元，“一个项目800多万元的投资，政府补贴60%，自己出40%”。
青年创业者董若兰除了拥有一个食用菌培养基地外，自己还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在上海浦东地区建设了一个使用面积20多万平方米的创业园区。她向调研组反映，青年创业者目前一个较为普遍的困惑是——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享受什么政策。“政府有很多的创业政策，但没有细分行业、类型和创业不同阶段。”董若兰说，以税收优惠政策为例，这项政策对初创型企业几乎没有意义，但每一个想要申请政府政策的创业者，都需要在海量信息中找到那条自己适用的政策，“这对创业者来说，太费时间，所以很多人压根就不去关心政策了”。
12月3日，在同济创业谷，同济大学校友、同臣环保创始人张文标和同济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建平一道，就产学研知识产权平台对接问题向调研组提建议。
“有没有一个平台能让有技术的年轻老师和学生一起创业，并保证其中的知识产权合法对接。”张文标就是在读研时与导师一起做了一个污泥处理课题，在学校产学研合作基地得到支持和发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张文标说，“很多高校不乐意跟小企业合作。”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资源、有技术的高校教师“有顾忌”。“有时老师有个好想法，到底要不要让学生去做，是一个问题。因为一旦做出来，算老师的，还是算学生的成果？高校怎么考核一个创业教师的工作？”徐建平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由老师和学生共同研究申请的专利，最后变成股权进行分配时，涉及到学生、教师、学校3个方面，具体如何分配，一事一议，三方自己协商，“没有哪个第三方机构或者组织来处理，全靠自己弄”。
据同济大学团委书记刘润介绍，加拿大约克大学在知识产权平台建设上已经率先有了探索。这所学校成立了一个仅由13人组成的小型知识产权协商平台，专门负责校内知识产权股权分配问题的协商，一年产值约30亿美元，“这种模式，能让高校专利成果尽快消化，不至于束之高阁”。
据了解，去年我国共受理发明专利92.8万件，申请量连续4年居世界第一，但转化率低、周期长。尤其是集聚大量人才、积累海量成果的高校，大量成果在实验室“沉睡”，老师对产业化积极性不高。
据了解，“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是共青团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工作的一项重要活动载体。共青团组织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在了解、掌握广大青少年普遍性利益诉求的基础上，代表青少年向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集中反映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按照法定途径进行呼吁，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政策，推动青少年普遍性权益问题的解决。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