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别

    你要如何告别2015年？一边调侃日益不灵光的脑子和永远不够花的工资，一边把未完的工作和梦想顺延到2016年？我们习惯了憧憬未来，却很少考虑一个未来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应该如何对这一生说再见。

    阿图·葛文德一直在和死亡打交道。作为哈佛公共健康学院教授，他关心对老人的照护；作为从医多年的外科医生，他时常得向患者传递遗憾的讯息；作为患者家属，他与身患绝症的父亲一起承担死亡的打击。

    葛文德记得，一位罹患转移性前列腺癌的老人曾热切地对他说：“别放弃我，只要我还有任何机会，你们一定要让我尝试。”彼时，葛文德还是低年资的外科住院医师，他不忍心告诉患者实情，无论医生做什么，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月了。

    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忆及此事，如今的教授依然唏嘘不已。在经历巨大痛苦后，一个又一个不服输的患者在重症监护室离世，血管里留着化疗药物，喉头插着管子，肌肤里还有新的缝线。

    他们没有机会反思自己的一生，甚至没能清醒地和家人告别。“我们根本是在缩短、恶化余下的时间。”葛文德不客气地把过度治疗称为“现代社会才有的悲剧”。他想知道，人应该如何优雅地抵达生命的终点，在最后时刻活出价值。

    很不幸，他在自己的父亲——一位硬朗的老医生身上得到了观察的机会。

    一次打网球时，老葛文德感到手指刺痛，渐渐又觉得麻木，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脊髓里长了个瘤子。手术可以缓解病情，但无法根治，最终，肿瘤将迫使他瘫痪。

    在权衡了现状和手术的风险后，老人决定维持现状，暂不进行手术。他开始更频繁地看望孙辈，从美国飞回印度老家探亲，并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热爱的慈善事业中。

    像葛文德的父亲一样，除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求生本能，很多时日无多的老人越发希望自己剩余的生命过得有质量。“如果我能够吃巧克力冰激凌、看电视足球转播，那我就愿意活着。”一位哈佛大学的老教授说。“生活中最好的事情就是你能自己去卫生间。”另一个老妇人告诉葛文德。

    然而，为明天拼搏了一生的人们终于学会活在当下之时，却被自己的身体囚禁了。一个现实的困境是，对医院、疗养院或是家人而言，保护老人的人身安全已属不易，很难再让他们按照个人喜好生活。一位在疗养院被集体照护的老人对葛文德抱怨，自己“像个犯人，仅仅因为老了就被投进监狱”。

    曾任克林顿、奥巴马两届美国政府医改顾问的葛文德认为，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会随着经济发展得到解决。有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医疗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

    国家极度贫困，大多数人得不到专业治疗；国家经济发展，医疗投入增加，人们求助于卫生保健系统；国家收入攀升至最高水平，即便罹患疾病，人们也有能力关心生命质量。

    但更多时候，人们犯的错误不是做得太少，而是太多。当走路开始变得困难时，老葛文德接受了手术，随后的放疗让他苦不堪言。实际上，是否继续治疗差别已经不大。

    继续还是放弃？无论作为医生还是儿子，这都是艰难的抉择。“医生对病人的了解越来越少，而对科学的了解越来越多。”葛文德在书中反思，面对死亡这个注定要赢得战争的敌人，人应该战斗到全军覆没，还是享受最后的时光？

    与死神拉扯多年以后，葛文德医生从父亲老葛文德医生身上学到了撤退的智慧。把临终的个体当作人而不是病人看待，抵制医学干预的冲动，鼓励生，也善待死。 

    最终，老葛文德停止化疗，回家接受“善终服务”。有姑息治疗医生为他提供缓解症状的药物，有健康助理帮他洗澡、穿衣、打扫卫生，他享有24小时紧急电话护理支持，甚至选好了最合自己心意的殡仪馆。

    最后一次清醒的时候，他吃了水果，仔细看了每个孙辈的照片，然后呼吸越来越缓，直至停止。他身上没有插管，取代呼吸机站在他床边的，是他的家人——就像他活着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