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一篇游记

    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苏州府昆山人，明末清初学者，与当时的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三大儒。虽然生在出产昆曲的所在，顾炎武的性格并不像昆曲的水磨腔样柔软，而是方正刚硬。早年的顾炎武参加复社活动，和阉党斗争。清兵入关，他参与反清活动，失败后致力于学术，不与新政权合作。顾炎武的人生经历在明末是典型的，许多同时期的文人都选择和他同样的路线，黄宗羲、王夫之皆如是。

    在和清政府对抗失败后，学者们转而用学术维护中华道统，通过对明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寄托故国之思。黄宗羲写下《明儒学案》，以王阳明“心学”为纲领，记录了有明一代200多名学者的学术历程。王夫之作《永历实录》，留下晚明最后的历史实况。谈迁则费去近20年的光阴，写成一部明史《国榷》。顾炎武也是这些写作者中的一员，《昌平山水记》是这些作品中的一部。

    《昌平山水记》不是一部大作品，没有《明儒学案》的深度，也不及他自己代表作《日知录》的广博。但这部书仍是顾炎武用心之作，短短的内容中也能看到大学者的严谨和多闻。

    昌平在哪儿，顾炎武为何要去昌平？对北京人来说，昌平在哪儿，并不构成一个问题，昌平是北京的一个区，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恐怕对昌平就没这么熟悉了。不知道昌平，但昌平的名胜——十三陵，却是国人都知道的。看到十三陵，顾炎武为什么去昌平也就明了了。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顾炎武47岁取道山东到北京昌平万寿山拜谒十三陵起，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19年间他6次来到十三陵拜谒。顾炎武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一个故国遗民对前朝的追思。拜陵、拜孔庙，是明朝士人经常选择表达情绪的方式，每逢有大事或者进谏不成，总要去拜一下哭一番。后来，以明朝为背景的京剧《探皇陵》，忠臣听说有人要篡位，也要到皇陵哭拜。

    顾炎武在这6次到十三陵拜谒的过程中，详细考察了十三陵的陵制、建筑、地理，帝后的入葬情况。在此之后，他把在北京多次旅行的见闻记录下来，完成了《昌平山水记》。

    此书是较早全面记述十三陵概况的一部作品，对后人了解十三陵的沿革、兴废很有帮助。同时，顾炎武的这部作品并不局限在十三陵，对当时昌平全境，和北京北部郊区的景物地理都有所述及，对了解清初北京北部地区环境社会也有助益。

    顾炎武从北京的北门德胜门写起，由南向北记述他所看到的景物。一路北行，路过几处行宫、寺院，离开昌平州城，就到了天寿山，十三座陵墓错杂分布在山的各处。如果没去过，通过顾炎武的记述也能对十三陵的结构有清晰的了解。十三陵每座陵寝由最外的陵门和门后的神厨、神库、碑亭组成外院，再向内为恩门，里面是恩殿——组织祭祀活动并陈列排位的正殿，再后为陵墓。每座陵寝结构都大体一致，大小规模则有所差异。

    现在游览十三陵，有一座不起眼的小陵，标明为思陵，也就是明朝末代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崇祯）的陵墓。在顾炎武眼中，这座陵是不能被称之为陵的。朱由检登基之后，并没有马上为自己选择陵寝位置。当崇祯准备考虑自己的陵墓问题时，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吊死在景山，他的皇后周氏亦死。两人的棺木被拉到昌平。此前一些年，他的妃子田贵妃死后，葬在了天寿山脉中的鹿马山。当地人士筹集款项组织人力，将田贵妃墓打开，把田贵妃棺移到左边，将崇祯放在中间，周皇后放在右边，重新掩埋。清政府后来命名田贵妃墓为思陵。顾炎武认为，只有按照帝王之礼安葬的陵墓，才能称之为陵，否则不得称之为陵。把这座墓称为思陵是不符合他心中的臣子之义的。这种态度也能看出顾炎武的政治立场。

    明陵之外，长城也是昌平重要的景观。顾炎武对长城也特别留心考察。燕京八景之一“居庸叠翠”，说的是昌平居庸关长城的景色。早在春秋时燕国在此便设有关口，汉代已经颇具规模，经历代修建，至明代居庸关长城已是北京北部重要的关口。顾炎武考察了居庸关历史沿革，记录了在此发生的大小战争，最后落笔在李自成从河北怀来攻入居庸关，直捣北京城，导致明朝灭亡上。顾炎武写道：“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写下这样的语句，顾炎武心中在反思吧。居庸之险，险不在居庸关而在八达岭。顾炎武来到了居庸关西北的八达岭，由八达岭又到古北口、喜峰口。一处处长城都是顾炎武考究兴废变迁的标本。《昌平山水记》终卷写的仍是战争、守边，大明王朝抗拒入侵的战争。顾炎武终究心有不甘。

    顾炎武不会知道，两百多年后，他笔下的南口修建了中国人自主设计的第一条铁路；喜峰口下宋哲元部的大刀队和日本人殊死搏斗。他更不会知道，他笔下十三陵旁的永宁，变成以豆腐宴为特色的民俗村，周末聚满了吃农家菜的城里人；曾经是战场的军都山，冬日都是滑雪的人群；八达岭长城更拥挤着世界各国的旅行者。又三百年，再读顾炎武，长城、十三陵仍然矗立，而历史已翻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