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手机 贴近土地

    圣诞节前，杨亚威的手机又被各种祝福信息轰炸了，让他应接不暇。“我越来越想念离开手机、离开网络的七八月。”

    放下手机，这是杨亚威24年的人生中，离土地最近的时候。今年夏天，他每天不再低头刷微信，一头扎进陕西户县甘亭镇渭丰乡，只和土地、村民打交道。

    相同的时间段里，徐涵不再晒美食、晒女友、晒校园生活，在他的朋友圈里也“颇为沉寂”。

    从西安体育学院篮球专业的大二学生，到四川昭化古镇的一名体育老师，社会实践的两个月，徐涵觉得自己对手机的依赖没那么强了。

    杨亚威、徐涵、付淑月，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3位同学，都在经历了社会实践后觉得，放下手机贴近土地，别有一番滋味。

    土  地

    在杨亚威递交的近5000字的社会实践总结里，关键词只有两个字，土地。

    此前，这个1991年出生的博士研究生也觉得，自己被贴上90后“有些不接地气”的标签并不过分。读书的时间少，却让手机碎片化的阅读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很多问题不求甚解、一带而过，可能是他和这一代人的特征。

    正是为解决这个问题，杨亚威所在的西安交通大学为同学们搭建了观察社会、认识国情的平台，希望学生通过实践“了解社会的真问题”。作为福建人，在今年社会实践中，杨亚威一下子就被“扔”进了陕西的最基层，方言劈头盖脸砸来，他有点“措手不及”。

    杨亚威要安营扎寨一个月的地方，是陕西户县甘亭镇，他要做的是“陕西省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及对策”的专题调研，具体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看上去，这似乎与他博士所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相去甚远。但对于知晓国情来说，这一课，又是他必上的。

    土地流转已经在中国广大农村逐渐推广，转包、租赁或委托经营。对于很多外出务工者来说，与其让自己的承包土地闲置或由留守农村的老人以低效率方式耕种，不如进行土地流转，这样可以获取较高的收入。

    杨亚威要参与的户县土地确权工作，就是要严格确认每一寸土地的承包归属权，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使用法定证件从根本上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但这件事，在8月的陕西开展，并不容易。

    跟随基层工作人员开展土地确权工作，几乎每天都在38摄氏度高温下完成。

    “仔细核对每张表格，反复校对每个数字，认真画定每一张图表，不断往返于村里、镇上和农业局，就是要保证每户农户的每一寸土地确权到位。”对杨亚威来说，比家乡福建的高温还要难耐的天气，农户的每一寸土地都泡在工作人员的汗水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一定要当多大的领导，也不只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真切踏实地为群众办好切身利益的事，比如眼下丈量的这每一寸土地。”

    在约100份《农村土地流转》问卷中，杨亚威发现，几乎所有农户除耕种外还必须外出务工才够补贴家用。“农民作为整个农业经济中的最弱势群体，他们的心声往往最容易被忽略。”

    从远离网络的乡村回归校园生活，杨亚威觉得自己“变化不大”。“我本来就是一个不怎么依赖手机的人，现在，我打开手机搜索的关键词，只和‘土地’有关。”

    “土地确权”“土地流转”“失地农民”等，是杨亚威花了一个月时间才算摸清楚的概念。在他眼中，这相较于和土地相关的一切，还远远不够。

    牡  丹

    和徐涵相比，付淑月一直觉得自己离土地更近，因为她引以为傲的农学专业。

    但她常好奇，作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学生，所学和所用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如果不是这场社会实践，她的专业很可能还停留在她用彩笔着重标出的概念、定义里。

    付淑月参与的“WWF秦岭青年使者”社会实践已经开展了近10年，以“关注大熊猫生态保护、服务社区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不是我们大学生想当然地去做什么，而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来配合。”在付淑月要去的龙草坪村，村民们多种植牡丹，自古以来皆用其根皮入药，名曰“丹皮”。但种植药用牡丹，人均年收入仅4000多元，无法满足村民的物质需要。打猎的人多了起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农业作业方式使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观音山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野生大熊猫、金丝猴、红豆杉等珍稀动植物资源。此前几年里，学校帮助大熊猫栖息地周边社区引入了蜜蜂养殖、农家乐、中草药种植等替代性生计。

    这一次，付淑月和同学们深入秦岭腹地陕西汉中佛坪观音山，在和当地林业局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希望发挥专业优势，推广油用牡丹的种植。

    在下乡的几个月前，付淑月认真上网查了“油用牡丹”，通过庞大的数据库检索出的海量信息，她做足了功课。而这一切，仿佛和这里的村民没什么关系。

    “其实村民们很听劝，他们也愿意保护环境，只要你能指出更好的致富道路。”付淑月了解到，牡丹油由于高产出、高含油率、高品质、低成本，对当地村民来说，既能有好的收益，又能对环境有更好的保护。

    让她更惊喜的是，“专家就在身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国家林业局下属的油用牡丹基地，付淑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希望通过学校邀请教授一起下乡。

    学校派出的三位老师不仅和付淑月一起下乡，还操办起了油用牡丹种植技术培训会。

    她记得那些村民们听得入神的表情，那间不大却挤得满满的会议室，还有农户从自家田里采了油用牡丹的植株到现场咨询。

    “到底能不能赚钱？”10天时间，这是付淑月入户推广时听到最多的问题。她耐心地讲给他们油用牡丹的种植前景，并把她两年里所学的农学专业全都用到了跟村民的每一次对话里。

    山里的日子，网络信号弱，付淑月很少碰手机，觉得自在极了。她用“回归”来形容自己的这场亲近土地的社会实践。付淑月总觉得自己是“野生”的，对山里的一切，她都有“亲近感”。

    篮  球

    “见过姚明的老师来了！”好奇的孩子总会趴在徐涵的宿舍窗口张望，这个身高190厘米的大个子老师，是乡村小学里难得一见的体育支教老师。

    徐涵想给孩子们露两手，却发现篮球瘪了，篮球筐上没有篮网，球场是刚铺平的水泥地。

    “你们想学打篮球吗？”孩子们用“既兴奋又害怕的神情”回应他。

    “你们有运动鞋吗？”抛出的问题没有人接着，孩子们只是互相看对方。

    直到篮球队正式成立，他才找到答案：“我的学生压根儿没有运动鞋。”

    徐涵盘算起手里的1000元社会实践经费，在淘宝上货比三家，把12双鞋买进了宿舍。

    当发鞋的那一刻到来时，孩子们把鞋子拿在手上，来来去去反复看。炫耀地举起来，向趴在门外朝里面张望的孩子们晃一晃。孩子们穿上新鞋，跑起步来小身板明显更挺拔。

    徐老师记住了他的学生把运动鞋拿在手里跃跃欲试的神情，“那是对于体育运动本身，不分年龄、地域，甚至无关贫富，所共同享有的热爱。”

    在徐涵眼中，城里的孩子从2岁开始就会玩手机、iPad了，乡村里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却都没摸过一个像样的篮球。

    但也正因为此，他看到了那些消失在互联网高速运转的时代里，童年不可多得的快乐元素。“滚铁环、丢沙包、拍皮球。”徐涵由此想到了自己的童年，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西北小城里，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的网络、却有因为肆意奔跑而单纯的快乐。

    从小到大一路征战，和队友拼在球场上，狠狠为每一个比分争抢、付出。很多时候，徐涵都觉得，篮球是一场比赛，所以要赢。

    而换做教练的身份，徐涵看到球队里个子最高的男生，懂得顾全大局，每次训练都会招呼他人。他留意到到球队里的仅有的三个女生，和男生一样在球场上挥汗如雨，不把自己视为弱者。

    “篮球不只是赢，甚至不是竞技本身。”拥有旁观视角的徐涵发现，通过篮球，学生学会了团队合作、相处和共赢。

    8月13日，在姚基金举办的篮球比赛上，徐涵率领这支两个月前还不会拍球的队伍征战赛场，第一场小组赛就大获全胜。孩子们也因此见到了偶像姚明。他发了在支教期间为数不多的一条朋友圈：“第一次做教练就能有这种机会，姚明在我旁边指导，感觉棒极了！”而这一次，徐涵不再像以前那样期待朋友圈里的点赞和评论。他学会“专心做好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