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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伴随近日《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的新一轮审议，北京急救市场或迎来又一轮变局。
自2001年以来，北京999、120两套急救系统并行，目前在全国独一无二。999隶属于北京市红十字会，设130个急救站，120隶属北京市卫生局，设160个急救站，两者分占全市急救量半壁江山。
然而，两套急救系统并未完全实现预期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初衷，关于急救车舍近求远、抢活儿、利益输送、浪费医疗资源的批评接踵而来。
计划招20名急救医生，应聘的只有4人
“每天150辆120急救车值班，需要至少700名医生三班倒跟车服务。”2014年，120急救中心新闻发言人刘红梅算了这样一笔账。不过，120急救医生目前不足700名，“没有达到急救网络人员配置的最低标准”。
这正是国内院前急救（在院外对急危重症病人的急救——记者注）医疗人员缺口的缩影。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14年，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呼叫满足率仅达87.13%。这意味着，100个呼叫的病人中只有87个人能得到救治。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城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呼叫满足率的标准为95%到96%。
公开报道显示，2013年，120急救中心有18个人离职，有的到二、三级医院急诊科，有的到高校卫生室或社区医院，有的转行做行政。该年度120计划招聘20名医生，应聘者只有4人。
“急救系统工作是出名的活多钱少、太苦太累。”在急救业工作20年以上的资深人士赵功（化名）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每天坐着救护车，一会儿快一会慢，一会儿紧急刹车，我们都摔过，骨折、手破、头破都不新鲜。我们会碰见各种危险环境，触电、火灾、塌方、枪战、被醉酒汉打。”
120的轮班制度是4天一轮，一组白班、一组夜班后休息两天；999的医生24小时制加休两天，“年年去外地招人，招来了没多久又走了。”赵功表示，急救工作强度太大。
多位120医生、护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的收入并不优厚，一般稳定在6000元至8000元之间，有的过万元。
一位工作不久的999司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他的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许多医生和护士是合同制员工。在急救业从业10年以上的刘丽（化名）称，999具有医师资格证的医生一般收入不错，“但是没有证的要少一些”。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郑雪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医学本科生为5年制，加上临床、规培就已经过8年，这时再做急救医生，可能会认为整体业务水平、未来发展将受影响，这也是一些人不愿干急救医生的原因。
急救中心不能“跟医院搅在一起”
120与999的运转资金哪里来？这是一个关系其能否正常运转的问题。目前，999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120此前为自收自支单位，后改成全额财政拨款。改变120的是2005年北京市卫生局《关于北京急救中心部分功能转型的决定》。
该决定要求北京急救中心实行部分功能转型，并撤销原有的院内医疗功能，关闭急诊抢救室和病房，将全部医疗力量转向院前急救，成为北京紧急医疗救援中心。转型目的即是为杜绝利益输送，防止急救人员不顾远近和患者意愿将其运入合作医院。
“其实，所有的急救中心只要跟医院搅在一起，就难免‘不顾病人死活’，与哪个医院有合作，就给他们医院拉病人，而且拉能挣钱的病人。”一名急救资深从业者告诉记者，只要自家医院存在，急救人员只要觉得病情允许，就会尽可能把病人运回去，这是必然的事情。
另一方面，在过去，连急救车也有工作指标，“每个月要拉多少人，多了有奖金，不够要罚钱。不过数目不多，都能完成”。
赵功告诉记者，早些时候，急诊科员工奖金不与病人挂钩，“那时候120每送个病人，急诊科反而会骂娘：怎么又给我送？后来挂钩了，有人会提前打招呼说‘今天多给我送几个’”。甚至，一些交警也会打电话通知急救站，“打一个电话也能拿钱”。
赵功认为，如今，部分120急救站是由区县医院办的，很难完全隔绝利益。
然而，与999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一直没有被取消或分离。众多媒体曾报道称，999急救车有时执意将患者送到该中心治疗，有时以附近某些医院“挂不上号”为由而绕路去合作医院，以此获得与治疗费用挂钩的提成。
“政府应该在急救上给999补贴。”郑雪倩认为，如果社会社团或者慈善机构愿意参加急救工作，愿意提供救护车、救助条件，如果由政府购买服务，将可以鼓励社团、慈善机构参与公益性事业。
她认为，政府还应该统一调配，统一规划收费，“这是急救，不能乱要价，必须受政府的监管、规范管理。”
现有平台不能彻底解决120和999的协调问题
2011年7月，120和999合作启用院前医疗急救联合指挥调度平台，两个急救网络呼叫信息技术上可自动切换，患者无论拨打120或999，平台都可调派区域内离急救现场最近的急救车前往。
这一改变的背景是，不少人曾同时拨打999和120，造成资源浪费。业内人士透露，120与999曾试图合并，但因999外债多、医护队伍与120存在差距，最终作罢。
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调度问题，有时候反而导致“抢活”。刘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两个机构能相互看到接车信息，“有一次，病人在新华社附近，我们距离一站多地，已经很快了。对方的急救车却从南边一下就切过去，给抢先了。病人当时是外伤，周边有宣武医院等很多医院，他们却说去一家私立医院”。
另一种资源浪费体现在急救站规划上。该规划本应综合考虑人口、医院分布等因素，但两套急救系统之下，一些地区或重复建设或投入不足。120急救中心时任主任赵永春曾透露，120和999有些分站相距不足3公里，有的甚至就设在隔壁。
新一轮变革正在进行。今年3月，北京市法制办就《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草案明确，政府举办并不排除社会参与，但社会力量参与提供服务必须坚持服务的公益性，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
草案规定，北京市建设统一的院前医疗急救指挥调度平台，组织、协调、指挥、调度院前医疗急救机构提供服务；对院前医疗急救机构实施统一规划布局、统一指挥协调、统一服务标准、统一监督管理。
11月26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修改二稿）》。二稿特别提出：“鼓励院前医疗急救机构利用社会力量，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有偿的担架搬抬服务”，并规定今后救护车拟优先服务急、危、重患者；救护车因收费问题延误救治的，最高可罚五万元。
本报北京12月28日电
本报记者 高四维 卢义杰 实习生 欧阳方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