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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一个星期二早饭后，浙江省宁海县大陈村村民陈先良，都会穿上那身老式蓝呢子中山装，系好风纪扣，赶到村里的祠堂开会。
这是他晚年最期待的生活。
就在这一次次会议上，74岁的陈先良就大陈村的河堤整治表过态，也为“美丽庭院”建设提出过意见。村里100亩海塘的招标，陈先良把每一个步骤都摸得一清二楚。只要是村里的事儿，他和村里的成年人，都有资格参与决策监督。
“我年轻的时候就盼着，人民当家做主，村里的事能让老百姓凑一起讨论。”这个冬天的一个上午，陈先良端坐在村子的祠堂里，戴着老花镜读报纸。
他是村里的文化人，当过兵，教过书。即便这样的人，在2014年之前，他从来没享受过参与村里决策的政治待遇。
终于在前年，宁海县推行的一项政策，让他的角色有了重大改变。
老村里的新变化
大陈村的祠堂，就在村子中心。这个陈氏家族的精神寄托之地，也是大陈村的政治中心，村委会就设在祠堂里。
不过在2014年之前，陈先良，这个陈氏家族中的文化人，也很少踏足这里。村干部和村民就隔着一道门，可在他心中，如同大陈村到宁海县城的距离。
“几年前，村民可不爱往村委会跑。”陈先良摇着头，用手点着桌子，“见到村干部，都躲着走的。”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祠堂成为他和老街坊每天都会去的地方。冬天，他总是喜欢到祠堂外晒晒太阳，眯起眼睛看看村里的公示栏。也有村民在这里玩会儿麻将，一边扔出“西风”，一边念叨两句村子里的新动向。
这个变化，源于宁海县在2014年推出的《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36条》，并建立了社情民意发现机制、群众诉求办理机制、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和干部作风保障机制“四位一体”的基层治理体系。
这份权力清单，包含村集体民主管理事项方面的19项权力和村集体便民服务事项方面的17项权力。每一项，都有详尽的流程设置。
比如对于村级重大事项就规定了“五议决策法”，凡涉及村集体和村民利益的多项重大事项，当由村党组织提议，接着两委联席会议商议，后交党员大会审议，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后，留足3天公示时间，两委会组织实施决议。
这些内容，陈先良背得滚瓜烂熟。在宁海的每一个村子，关于36条的宣传随处可见。祠堂门前的电线杆上，就有36条的宣传标语；36条的漫画，也出现在村里主干道两侧的墙上。
有了这份权力清单，陈先良发现了村里的很多变化。
当了一辈子老师，这位老人从不求人，但他知道“规矩”。过去，在村子里想办点事得到处跑，提着礼品哈着腰求村干部，还不一定办得成。而现在，村干部甚至会上门服务，就连村子里出不去门的残疾人，办事也顺当了。
说话间，村干部进进出出，碰见陈先良，都会点个头打个招呼，念叨两句公示栏里的新项目。
村民代表也受村民欢迎了。一旦有村民代表参加村里的讨论，散会后，他们总会被大伙儿围住。“这是大伙自己选出来的，他的话我们都信”。
当然，陈先良本人及其他村民，也能按流程，参与到村里重大事项的决策中。比如，村里的水环境整治工程，陈先良就在祠堂门口和村干部讨论过。祠堂里新修的戏台，村干部也吸收了村民对戏台装饰的建议。
还有一些变化是直观可见的，比如村里的卫生。
即使在前些年，村里也很难找出一个干净的地方。多年前，陈先良的儿子结婚时，村里根本找不出能举办宴席的地方。桌子就架在垃圾上，猪晃晃悠悠拱过来，惊得外村的宾客压根儿坐不住。现在，大陈村的每条街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样的变化，也出现在宁海的海头村。
海头村村官陈彦伶，曾细细地在海头村3.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走了一遍，最终写了一份关于海头村最近两年来变化的报告。在她的报告中，海头村的公共卫生是重头。村里的7个公共厕所，即使在夏天，也闻不到太多异味。这些变化，陈彦伶归功于“36条”：“所有事都按规矩办，哪怕是打扫公共厕所这这件小事，村里当然越来越好了。”
还有一些从数字可见的变化。据宁海县纪委工作人员介绍，去年，宁海县新增上访为零。他还表示，自从36条推行以来，干群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跑到上级部门反映村干部问题的村民多了，但都是老问题。
把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交给村民
陈先良所期盼的“人民当家做主”，其实早有宁海县力洋镇的村民就体会到了。
2014年初，宁海县刚刚推出36条时，力洋镇纪委书记徐建岳便申请在该镇做试点。
徐建岳还清楚地记得，该镇力洋村活动中心建设工程的每一个细节。
早在几年前，力洋村就开始酝酿修建活动中心。这是10年来最大的村级工程，造价625万元，村干部犹犹豫豫，谁都不敢拍板。2014年，村里决定按照36条来走一趟，先用五议决策法征得村民同意，再依照工程流程图实行招投标管理。
“这意味着，把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交给村民。”在徐建岳心里，这是场实验。
这一年，因为这项工程，村里破天荒召开了一次村民代表大会。200多号人挤在一起，他们将代表力洋村的3000名村民对设计方案的意见。
在县里工作的村民代表也特意请了假赶来参会，“想看看到底是干啥”。
正值夏天，可在那间大会议室里，200多人，丝毫没有一点热烈的气氛。有村民小声嘀咕：“一直以为都是村干部说了算，我们坐在一起能讨论出来个啥？”在他们的印象中，活动中心修成啥样，理应由村干部决定。
村里的老人，也有不少参会的。尽管村干部见了他们，也会客气地打个招呼，可在这间会议室，这些老人的目光始终落在村干部身上。
终于，在村干部的鼓励下，有村民打破沉默，尝试着表达顾虑：“设计方案这么专业，我们也看不懂，找我们商量没啥用。”
发问一出，村干部特意请来的设计师登场，开始阐述设计方案。
整个过程十分安静。设计师阐述完，征求村民代表的意见，现场的村民没人应声，交头接耳商量着。
几分钟后，又有一名村民发问：“为什么要修消防通道？如果是国家规定必须建的话，那这个钱是村里出还是国家出？”在这场不断有专业术语蹦出的设计方案陈述中，“消防通道”是村民最清楚的名词之一。
沉默一打破，后面的问题就源源不断。比如，活动中心的选址，村干部把选择权完全交给村民。
“当然建在村子中心。”年长的村民希望活动中心就建在家门口，平日里散散步就能到达。
村里的年轻人可不这么想：“办大活动肯定有不少人开车出行，村子中心都是老宅子，压根儿没有停车的地方，还是建在新区方便”。
综合村民的意见，活动中心最终选址在村子中心。为满足停车需要，又专门在设计方案里增加了地下停车场。
“这会有点意思。”坐在后排的那些出门在外的年轻人，放下手机，抬起了头。
“虽然是村干部，但权力不是你们的，意见应该听我们的。”会议结束后，有年轻人这样说。
此后，力洋村关于活动中心的修建，又展开了为期一年多的讨论。等动工时，村民发现，不管是活动中心的选址，还是戏台的朝向，都由他们做主。
有了这个开头，徐建岳松了一口气，他认定，36条可以继续推行。剩下的就是照葫芦画瓢了。
依照36条，海头村村民否定了村干部购买餐厨垃圾生化机的提议。村里重点打造的菊花种植基地，当初在选择种植对象时，完全按程序交给村民决定。
“至少让村民知道，这个不是暗箱操作。即使村民有争议，即使需要花几倍的时间，即使他们并非都能听懂，我们也要公开。”徐建岳说。
你的村庄也是我的村庄
经过一年“训练”，陈先良早已熟悉这套议事流程。这正是他一生所企盼的。
年轻的时候，陈先良是中学里的语文老师。站在讲台上，他常一字一顿地讲“人民当家做主”。可回到村里，他就感受到落差。自己站在讲台上所讲的，很难在现实中得到印证。
20年前，大陈村对外承包100亩海塘。因价格低、承包期限长，村民纷纷找到村干部申请承包海塘。在陈先良的记忆里，村干部直接拍板，海塘就包出去了。“什么时候包？谁能承包？年限是多少？这些村民通通不知情”。
向来都是村干部说了算，村民们敢怒不敢言。海塘刚承包出去的那段时间，他总感觉“闷得慌”。觉得外面天气阴沉沉，特别压抑，吃完饭也懒得散步了。
“真是垂头丧气啊，就跟打了败仗一样。你想想，在家里，你没有话语权，说了不算，这村庄还是你的吗？住得能舒服吗？”陈先良低头整了整帽子，“那跟现在怎么比啊？没法比”。
那时，他在学校里讲“人民当家做主”时，总感觉有些荒唐。
直到2014年，他才重新审视了这几个字的含义。让他改变看法的，还是这100亩海塘。
这一年，大陈村严格按照36条规定的招标流程，重新对外发包海塘。其中一个环节，就是经由陈先良参加的党员大会的审议。
“信息都上网了，在电脑上还怎么作假啊。”说这话时，陈先良眼神放光。他用食指关节轻轻敲击桌子，笑出了声。
最终承包海塘的不是宁海县人，价格高出本村人的投标价。这让陈先良很高兴：“集体经济嘛，当然是价钱越高我们越开心啦。”
这一件事儿，让这名曾经的人民教师，终于找到了当家做主的感觉，他也开始关注村子里的大小事务。
村子里的一些人，也有了与陈先良一样的转变。陈先良注意到，就在祠堂门口的两只石狮子旁，参与讨论村里事务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
刚开始，只有村干部会站在祠堂门口那两只石狮子旁交谈。慢慢地，一些党员和村民代表也会围在石狮子两侧，议论村里的事儿。再往后，村民有事没事就会聚在石狮子前，站着、坐着、聊着、闲逛着。河道治理、污水处理、道路改造工程，全是大家讨论的内容。
“这时候不分什么代表啊、村干部啊这些，你的村子也是我的村子，商量的都是家里的事。”从村民代表那听听开会讨论的情况，像围住一个说书人，能持续整整一上午。
这样的景象，在宁海别的村子里也能看到。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聊天长廊。村子里的很多重大事务，都是在这个长廊里讨论出来的。这也正应了宁海的一句老话，“六眼无私”，意思是6只眼睛看到的、多个人见证的，就很难出现作弊的事儿。
陈先良一直记得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规矩，因此他对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格外重视。
又一个周二，村里的党员会议就要在祠堂召开。陈先良照例穿上那身老式蓝呢子中山装，系好风纪扣。他双手交叉背在身后，走路略有蹒跚，在迈进祠堂里的那几步，陈先良特意挺直了历经74年的腰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