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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官大贪”“村官巨腐”等事件屡见报端的当下，浙江省宁海县交出的这份答卷，就显得尤为可贵。
2014年，全县农村28350困难群众、8410名低保户的申报审核，至今没接到一例投诉；也是那一年，各项涉农资金总量达数十亿元，上级部门也未收到关于资金不规范使用的反映。2015年的情形没太多变化。
而在2014年之前，宁海是另一番景象，有统计称，2011年～2013年，宁海县农村党员干部涉及“三资”（集体资金、集体资产和集体资源）管理的违法案件占比很大，而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这一变化，都归功于2014年宁海县推出的《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36条》。
村级权力约束，一直是令人头痛的一项事务。1998年颁布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可在实际运行中，除民主选举，其余的三大民主，均未有效落实。
对这一现象，研究基层治理的专家早已有共识。有专家称，村级民主，只是一个“半拉子民主”，“派性和权力寻租形成一种民主埋单的恶性循环”。
随意打开新闻网页，就可看到此类报道。有媒体在前些天发布消息称，去年，在中纪委网站点名道姓通报曝光的1355人中，违纪违法人员中村（居）干部776人。
中央屡屡发声，要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在约束小微权力方面，宁海县无疑做了有益探索。
在这份权力清单中，涉及19项村级重大事项决策、招投标管理、财务管理等集体管理事项，还有17项村民宅基地审批、计划生育审核、土地征用款分配等便民服务事项。每一项权力清单，都有一个流程图。
权力清单的第一项，是“村级重大事项‘五议决策法’流程图”。这是村级事务一个总的议事规则，“村里的重大事务，必须套用五议决策法”。
按照这一总议事规则，凡涉及村集体和村民利益的多项重大事项，当由村党组织提议，接着两委联席会议商议，后交党员大会审议，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后，留足3天公示时间，两委会组织实施决议。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宁海的实践中，这一流程，有效地制约了村干部的权力。当地人形容，这就像一个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是一个基本规则。一旦有人破坏这个规则，就会造成混乱。
正是因这一规则，当地村民参与村务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有调查显示，在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观念方面，有积极转变的村民占到近80%。
逻辑很清晰：村里的公共事务，关涉到自身利益。只有全程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才能有效约束村干部的权力，有效防止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这就是通常所讲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与监督权到位，也落实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的4大民主，补上了“半拉子民主”的缺。
当然，这也是一种平衡。在村级权力结构中，村民作为一支有效力量，打破了权力的等级差序。
政治参与度的高涨，还带来一个可喜的变化：村民主人翁意识增强。
在政治实践中，公与私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公地悲剧，屡屡发生。村级公共事务中也不例外。尽管有村务公开的法律要求，可这事后的公开，无法抑制村干部心中的贪欲，村干部可根据自己的好恶亲疏，较为随意地分配集体资产以及其他集体利益，使得集体利益变成村干部的自留地。集体名为公，实为私。这个“私”，是指掌握村里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者的“私”。
权力清单运行两年后，宁海的村民已经意识到，在集体的这个“公”中，有自己的“私”。因此，公地概念，就具化成为村民的“私”地。如此一来，村民就有了成为村集体真正主人的可能。
这一意识转变的基础，正是宁海县推出的村级权力清单。借助这个规则，村干部的权力受到约束，村民的权利得以保障，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形成。
期待小微权力清单的宁海实验，能被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汲取，并进而成为社会共识。
郭建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