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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10分钟，曾经是小学生们最欢乐的时光。但如今，这段欢乐时光毁于一些“奇葩规定”。
北京，某小学规定，课间10分钟，除了喝水和上厕所，学生不可以出教室，午休时学生也不能到操场玩，放学后要马上离校；上海，一年级小学生洋洋总是被老师批评“课间频繁上厕所”，学校规定课间和午休时间不允许学生去操场玩，为了出去“透透气”，孩子唯一的借口就是上厕所；厦门，学校出动小学生干部督导员，对课间“非常规冲跑”的学生进行记名扣分。
“课间圈养”正成为一些小学生及其家长的“痛点”，“学习抓得紧一点不要紧、作业多一些也没关系，课间不让孩子活动，受不了。”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宗平教授曾表示，长期以来，在对中国学生的动商开发上，我们缺少科学、积极的干预机制，这成为影响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一大难题。
“奇葩”规定从何而来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上海市杨浦区一所小学采访发现，校方高度重视孩子们的体育运动，每天上午都利用大课间，组织全校学生到操场跑步锻炼。但在课间10分钟，校方严格规定不能“上操场”。
实际上，我国的教育主管部门近年来在改善学生体质方面颇为“用力”。先后对校园足球、体育教师培养、体育课程保障等问题出台过文件和保障措施。但问题是，虽然行政主管部门对体育运动非常重视，学校也努力挤出时间给学生进行体育锻炼，但现成的课间休息时间却没能利用，且出现了“圈养”措施。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怕学生受伤，怕承担责任。一位老师说：“学生一旦在课间跑来跑去受伤了，家长会向学校要求赔偿，还会让相关学生家长赔偿，是个麻烦事儿。”
上海市静安区一所公办学校学生家长告诉记者，他可以理解学校这样的做法，“确实是没办法，公办学校家长素质参差不齐，碰到不讲理的家长，学校就成了弱势群体”。
但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不只是公办学校对小学生进行“课间圈养”，一些教学质量极佳的民办学校近年来也陆续出台了“课间圈养”的相关规定，“课间去操场太远，可以允许学生在走廊里走走，不能奔跑”。
上海浦东一所民办学校的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学校没有成文的规定要求课间不能上操场，但每个班级的班主任都向同学们传达了“课间尽量不要上操场”的意思。
校园伤害案件，校方大多变“被告”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学校方面的担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上海一家基层法院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该院共审结校园伤害案件40件，接近九成案件以教育机构为被告（占87.2%）。
记者查询该院上述案例时发现，以教育机构（大多数是学校）为被告或者共同被告的案件，大多数教育机构因“存在教育管理瑕疵”而被判承担责任并赔款。学校一般不会承担全责，很多学校只是被判承担20%～50%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从事发时间来看，中小学校园伤害案件中14件发生在课余时间，具体包括午间5件、非正式教学期间（主要指到校后、离校前不安排课程内容的时间段）5件、课间4件；居于第二位的，是上课期间发生的伤害案件，共9件，绝大部分（7件）发生在体育课上。
校方不让孩子课间去操场，从法院数据来看，似乎也被印证是有理有据的。比如从事发地点看，该法院受理的案件中，中小学校校内事故多发地点为操场及器械区，少量发生在教室外走廊、厕所等处。
学校究竟是出于哪些原因被学生家长送上被告席的呢？
2013年6月，小学五年级学生朱某吃完午饭上楼时摔掉两颗牙齿，校方被判赔款3126.3元；2014年11月，小学四年级学生李某因与同学课间跳绳磕到下巴，学校被判赔款1397.6元；2015年6月，小学五年级学生杨某早上阳光体育锻炼时间跳山羊受伤，学校被判赔款21739.8元。
在上述校园伤害案件中，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校方除了承担学生的医疗费用外，有的还被学生家长要求承担补课费等。
一名小学老师告诉记者，上述案件还只是那些严重到需要“闹到法院”的校园伤害案件，更多的校园事故，实际上在校园里就以学校赔款的方式“私了”了。
“课间圈养”相当于“掩耳盗铃”
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创办人之一苏文骏对“课间圈养”现象也有所了解，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主要的问题出在家长身上，“孩子在学校上体育课、课间活动，受伤是难免的，动不动就起诉学校，这样对吗？”
他说，包玉刚学校每年招收新生入学时，都会与家长事先沟通校园伤害的问题，“我们会告诉家长，我们的孩子课间休息必须全部到操场上活动，不能待在教室里，每年都会出现学生体育活动受伤的情况，先给家长说清楚”。
苏文骏说，包玉刚学校成立8年来，从没有家长因学生体育锻炼受伤找学校麻烦，“我所认识的上海所有小学校长，都认为体育很重要，也很重视学生的体育运动。但公办学校有他们的无奈，他们没法挑选学生和家长”。
青少年维权专家、上海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姚建龙则从法律角度，持不同看法。他告诉记者，根据《上海市校园伤害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校园伤害事故采取“过错原则”，“意思就是，原告要举证校方是否有过错，校方如果没有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他认为，从上述基层法院的数据来看，那些被告上法庭的校方的确是存在过错的，“如果学校是严格按规定履责的话，法院不会判学校承担责任”。
姚建龙说，学校之所以被法庭判决承担责任，一定是在监护上存在盲点，“不能说家长是在瞎起诉，就算家长瞎起诉，法院也不可能胡乱判决。”
姚建龙认为，在校园伤害案件中，学校绝不是外界看来所谓的“冤大头”，“被判担责，就说明确实存在疏漏。”
换句话说，即便学校规定学生不能在课间走上操场，课间只能在厕所、走廊、教室活动，如果校方监护不到位，在厕所、走廊、操场同样也会发生校园伤害事件，学校一样要承担责任。
“学校管理如果到位了，那么就算放孩子们到操场上去活动，发生事故，校方也不需要承担责任。”姚建龙说，为了规避责任而不让学生上操场的做法，实际上有些“掩耳盗铃”的味道，因为学校是否担责的重点在于“是否进行了应有的监护”，而不是学生是否去了操场。
少年庭法官奚少君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她说，在校园伤害案件处理中，教育机构过于强调学生自身原因及事故的不可预见性，忽视了教育管理环节中的瑕疵与疏漏。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