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城乡基层民主协商难落实

    本报讯（记者张文凌）基层干部“以会代议”、基层民众不发补贴不开会。日前，昆明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向正在召开的昆明市政协十二届六次会议递交提案，呼吁关注目前农村基层在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村干部本来就事多，工作本来就难做，行政命令都没人听，与群众进行交流互动的事儿能办吗？”昆明市台联对该市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进行调研时，却被一些基层干部反问道。

    由于没有出台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规范性文件，农村开展协商民主和基层治理工作，缺乏政策支持和措施，没有统一规范的工作流程。加之有的基层干部对民主协商存有畏难情绪、抵触情绪，部分乡镇街道和社区村委会干部习惯于“以会代议”，习惯于行政干预，不懂得发扬民主、依靠群众。在部分城市社区，由于居民职业和教育的差距，利益诉求多元；而一些居委会因承担的行政性工作过多，议题往往自上而下，不是从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在一些农村，由于农民居住分散，组织经常性协商活动成本较高，不少地方没有能创造出灵活的协商平台，造成协商方法不能因地制宜，协商模式固化、活力不足。

    “有的地方为追求协商结果的一致性，在协商意见、共识难以形成时，转而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选举民主形式。”昆明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姚韵梅说。

    昆明市政协委员徐萍也指出，一些农村基层对国家惠农政策了解不多，对各项补贴发放理解不一，与宣传单一、缺乏与村民的沟通交流、民主协商不够有关。由于惠农政策的受益对象量大面广，一些业务主管部门深入基层不够，惠农政策“重制定和执行，轻监督和反馈”，往往是“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社会监督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政策制定、实施和监督的好坏缺乏鉴别依据。

    部分昆明市政协委员指出，协商民主需要技术和资源的支撑，基层组织资源有限，加之政府在搭建资源筹集平台上支持力度不够，使收集民意信息网络运行效率不高，不仅协商结果难以落实，还造成了部分城乡居民习惯于组织安排，不善于自己当家做主。干部不屑于参与，中青年没时间参与，流动人口不愿意参与，老年人不会参与；部分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冷淡，缺乏公共责任意识；部分农村村民不发补助不参加活动，致使参与主体不广泛、代表性不足，协商活动难以开展，协商结果难以得到广泛认同。

    为此，部分昆明市政协委员建议，在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时增加协商民主和基层治理的相关内容，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为基层民主协商提供法律支撑，改变基层干部“行政命令”“大包大揽”的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