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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殡之日，我持着经幡，父亲捧着祖母的灵位，走过乌村的街道，街道竟变得如此陌生。它不再是童年时与祖母一同走过的街道，那是1990年代有超市与汽车的年代，工业的年代。属于祖母的岁月，属于农村生活的温暖，那柔软的土地的触觉，那有着鸡啼声的微凉的早晨，随着她的逝去，永远消失了。”
这是杨渡新书、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中的一段。杨渡，台湾当代诗人和作家，1958年生于台中农家。就如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为本书作的序言中所说，《一百年漂泊》可以说是“孝子”为“亡父”作的一本传纪，但在一个社会的意义上，它更是对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极其压缩的“短工业化时代”的一个见证与一纸吊文。
一个台湾农民家族的百年生活史
杨渡的祖母这样总结：我出生是清朝人，生了儿子变成日本人，生了孙子变成中国人。
杨渡这样总结：日据时期是被统治者的悲哀无奈、任人支使流浪；光复后是茫然无序、政权转变的恐惧无依；1950年代，土地改革与白色恐怖；1960年代，农村困顿、生存艰辛；1970年代，加工出口工业化，社会急剧变迁，乡土文学兴起，本土意识觉醒；1980年代，社会运动与转型过程带来社会冲突；1990年代，两岸开放带来世界观的拓展；2000年之后，“政权”轮替、族群冲突。
“回顾这整个过程，一百年的家族历史竟和台湾史浑然结合起来。每一个阶段的轨迹，每一个人的生命，如此鲜活，如此清晰，如日光明照，见种种色。”杨渡说。
“弘农堂”三合院里，供奉着杨渡的祖先从大陆挑过海峡的“唐山石”，那是家族的血缘根基；日语流利的三叔公在“二战”后期，被日本人调往上海法院做通译，那是台湾被出卖和扭曲的历史；奶奶与妈妈，是一个家族能够生存和延续的保卫者；能创业、也能闯祸的父亲魅寇（杨渡父亲名字“铭煌”的日语发音），是台湾进入工业时代的弄潮儿。
杨渡不止一次用“尤利西斯”来比喻父亲的一生，也许是描述了一百年来，台湾男性的一种生存状态——包括他父亲、三叔公，乃至自己——“我们这些移民的后代，其实更像是祖先从唐山流浪出来的时候，从路边捡起的那一块石头，在生存与打拼的扁担上，在流浪死生的旅途上，我们顽强滚动，磨蚀碰撞，漂泊四方。”
杨渡说：“像英国有狄更斯、法国有巴尔扎克、美国有福克纳，中国也应该有记录这一段转型故事的作家。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记录这个过程，未来再也不会有人来写了。这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短工业化时代：年轻生命筑成的经济奇迹
杨渡说自己写的并不仅是一部家族史，而想透过父母的故事，去呈现台湾如何用40年时间，完成了欧洲400年的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
1970年代，台湾开始转变成为典型的加工出口工业，在这个类型的工业中，最重要的是工人。有人说，年轻的劳动力是台湾经济奇迹的秘密。后来，杨渡来到大陆的工业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他发现,中国大陆经济奇迹的秘密，也正是这些年轻人。“不断从各地农村出来到城市工作的年轻生命，我常常用一种说法来形容——用青春血肉筑成的经济奇迹。”
1970年代的台湾一边发展经济，一边发展继续教育，工人下班后可以去夜间部接受教育。杨渡曾跟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讲：“年轻生命构筑成了经济奇迹，所以一定要关注年轻人。想让工人不悲剧，就要给他们营造不绝望的环境。你给他们提供一些技能课程，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悲剧。”
1970年代结束时，这本书的10章已经走完8章了。剩下的两章讲了30多年，有一种似曾相视的仓促和苍凉。
1980年代的台湾，经济开始富裕，但人们急速地把社会向前推动，带来环境污染等问题，“当时台湾的河流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台湾音乐人罗大佑1982年的专辑中，有一首《鹿港小镇》这样唱道：“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罗大佑否定了台北的城市文明，想追寻家乡；然而，他的家乡后来也同样失落了。
杨渡说：“有多少生命从农村到城市，在巨大的转变中就像滚轮一样滚过去了，很多过去的事情便被遗忘。年轻一代人一出生就在一个已经工业成形的时代，他们不会有这种转型的体验与痛楚。”
中国过去的历史转变是政权更迭，仍一直维持在农业社会；但这一次，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五千年的历史只有一次机会。“这样的剧变并非台湾独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所呈现的社会变迁之剧烈，几与台湾当年无异。”杨渡说。
上世纪80年代末，杨渡初到大陆。每天晚上5点半，他就得揣着外汇券，赶着去为数不多的几家国营食堂吃饭——晚了就关门了。有一次，杨渡整理自己1990年到北京的照片。当时他去了秀水街，那里刚开始卖俄罗斯的手表和皮具。
“现在回首，恍如一梦。我希望有更多人记住自己的家族，从农村也好、从小镇也好，从任何一个地方记录自己的改变。”杨渡说。
年轻的世代更爱“小确幸”？
台湾早期是一个移民社会，祖辈漂过台湾海峡，在上岸的地方先找暂时的栖身之处，然后不断迁徙，慢慢寻找宜居之地。到了2000年之后，没有这段迁徙记忆的新一代台湾人，慢慢稳定在了一个地方。
“以前过农历年，台北是一片空城；这几年，台北越来越热闹，大家都习惯了在城里过年。迁徙时代慢慢结束。”临近春节，杨渡看到，似曾相识的大迁移马上要发生在大陆。“好多人返乡过年。中国历史上，如果有那么多人在路上，那一定是发生了社会动荡，现在却成为生活的常态。”
杨渡说：“对年轻的世代来说，他们可能会漂到其他国家学习、工作，甚至定居，但这与一个时代的漂泊不同。那一代人的漂泊是因为农村的艰难，是一群离开土地去寻求新生活的人，现在年轻人追求的是实现自我。”
“小确幸”，这个流行词源自村上春树的随笔，意为“微小而确实的幸福”。如今，“小确幸”得到台湾年轻人的认同，不求变革、大发展，追求安逸、小清新。
杨渡说，“小确幸”其实每个时代都有。“上世纪70年代，家里很困难，但妈妈会把家里母鸡刚刚下的蛋，煮熟放到我的那碗米饭里给我吃。我就很幸福。”但杨渡也有一点悲哀，这种“小确幸”是对大时代难以掌握的无奈，所以才退而抓住手中的幸福。
对这一代台湾年轻人来说，台湾的大产业已经进入了稳定、或者说定型时期。高端技术、高额资本垄断，想像杨渡的父辈那样赤手空拳创业，可望而不可即。“我妹妹在上海工作，常常碰到大陆的年轻人找资金投资，自己创业。台湾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少。”
唯一的例外恐怕是文创产业。“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会在中南部乡村开设文化空间，卖咖啡、卖书，也卖有机的农产品，办文化讲座；也会在海边开民宿，早晨起来客人能看到海，吹到海风。”杨渡说，“在大的环境下，年轻人已经失去了进入传统产业的机会，那就用‘小确幸’的价值观，去创造一些新的文化空间，这也是一个美好的创造。”
杨渡说：”两岸的未来应该寄希望予年轻的世代。在文化领域、年轻的世代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创业，去做出版、美术、影视等。大陆可以把市场开放给台湾的年轻人，变成他们的希望所在。”
但仍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坚持的。“勇气：去新的地方开创事业，这是上一辈人最重要的精神特质，年轻的世代也要有这样的气魄；珍惜：在变迁太过剧烈的时代，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人与人之间应该怀着互相扶持和疼惜的心，用笔和影像去记录。”杨渡说。
在书的后记里，如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那样，杨渡在指出台湾发展所付出的种种代价后，说了一个宝贵的“然而”——“然而，一如台湾民间所信持的，无论多么扭曲、多么变形，至少有些不变的人性，还是值得人去活、去坚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