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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1月26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于莺:离开体制我还是“女超人”

本报记者 王聪聪 《 中国青年报 》( 2016年01月26日   10 版)

    于莺

    尽管自己跳出了体制,但是于莺建议,医学生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一定要先进体制。

    这位在微博上拥有302万粉丝的“急诊科女超人”,以犀利幽默爆红。2013年6月8日,她宣布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引发无数争议,一度被一些媒体塑造为反体制的英雄。

    1月22日,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于莺对体制有了更深的思考和体会。

    离开体制,于莺经历了“脱胎换骨的阵痛过程”。如今,从“于大夫”、“于老师”变成“于总”、“于老板”,她言语平和、眼神明亮,微博的标签改成了“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

    在她看来,公立医院有私立医院不可比拟的硬件条件、专科教授,最重要的是有太多的病人。医学生必须经历高强度、高频率的反复工作和实践后,再去看最新的文献更新知识,才能锻炼出扎实的临床基本功,“到了那时,你再考虑是自由执业,还是继续留在体制里走晋升的路”。

    两年多前,在公立医院工作了12年的于莺心里藏着一团火,一心要自己开诊所,按她的说法,就是“人活一口气”。“刚辞职时就想做最基础的全科医疗,因为中国缺这块儿。”于莺说,一些媒体赋予自己的医疗改革者的角色,让她觉得就应该朝这个方向做。可是,现实告诉她“这个命题太高了”,“为什么以前没有人做?因为这条路太痛苦了。”

    不是没有努力,在台湾学习考察了3个月后,于莺回到北京,满大街地找地方开诊所,可最终还是失败,原因很简单,“北五环到东五环统统没有允许开办私人诊所的规划”。她不死心,又试图在成都寻找机会,但结局仍然让人沮丧。

    于莺傻眼了。她在2014年3月3日的一条微博里吐槽:“哪个人大代表帮我反映一下,接受正规8年制医学教育的博士毕业生,在大型三甲医院工作12年的大夫,想通过正规途径办个正规的诊所怎么那么难?”正值全国两会,媒体闻讯蜂拥而至。

    当媒体的报道热潮过去,她开始真正思考,“我到底要办一家什么样的诊所?为什么以前福建莆田系的医疗一定要走那样的路,当中有什么是可取的,有什么是绝对不能学习的?”

    “我的目标变了。”于莺不再想一味改变老百姓对医疗的看法,“先把基础的全科医疗做得有品质,理念才能深入人心”。

    2014年年初,美中宜和医疗集团拿出2000万元,创始人胡澜希望找到一位有共同理念的合作伙伴,开辟全科诊所,和于莺只见了4次面,她俩就把合作敲定了。于莺以合伙人身份加入美中宜和医疗集团,成为美中宜和综合门诊中心CEO。

    胡澜很看重于莺身上的那股劲儿,“她对医生的职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对于医疗的理念和价值观是一致的”。

    “打造一家有温度的诊所”是于莺的理想,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企业如何生存下去”。“要对得起这55个从各大公立医院出来跟着我干的人!”于莺加重了语气,医疗创业和其他行业的创业不一样,人才普遍年龄偏大,“拖家带口”。如果不给他们能保证生活的收入的话,“是不利于创业的”。

    公立医院不用考虑市场营销,甚至不需要宣传。但对这样一个市场化的医疗机构来说,找客户是关键的工作。

    几经摸索,于莺把目光锁定周边社区,首先是定价,“如果像一些私立高端诊所那样看个普通的感冒就要一两千块,社区居民接受不了”。

    她压低了价格,比如在儿科看一次普通感冒约400元。这包含了一个医生的出诊费285元,检验费90元左右,再加上二三十元的药费,“甚至有时都不用开药,如果不严重就嘱咐回去多喝水,好好休息”。

    公立医院的以药养医被广为诟病,在体制内时于莺是无奈的。而在门诊中心,她严格控制药品采购,“我和医生说一定要规范诊疗,我们拿循证医学来说事儿,必须出示证明药品有效的相关文献,经过评定之后才能进”。

    9岁的女儿爱去儿童职业模拟的“比如世界”,这给了于莺很大启发。她在诊所举办了“小小医生”体验活动,小朋友可以穿上白大褂,挂上听诊器体验当口腔科医生,给爸爸妈妈像模像样地看个牙;高年级的小朋友可以来学习心肺复苏等急救常识。

    信任慢慢积累,“门诊中心从半年前刚开业时一个月几十次门诊量,增加到2015年12月的门诊量1240次”,她的眼睛里透着笑意。尽管门诊量增加,但于莺的时间并非完全用在出诊上。

    “太不一样了!”于莺形容体制内外的出诊体验。

    在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她见到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出门给病人做检查,像‘玩真人版华容道’”,要挪开紧紧挨在一起的折叠床,绕过堵在人群外的护士输液车。

    而在门诊中心,全部实行预约制,不会有嘈杂的人群,也不会有危重症患者。每周二上午,于莺会看几个病人,虽然病人挂的是内科号,但是不会出现“打回”的情况,“全给看”。有一次,一位病人甚至带了HPV的化验单来找她,问要不要做宫颈治疗。

    出诊之外的大部分时间,于莺投入到门诊中心的管理中,“CEO首先是定方向的,但也要沉下来带着弟兄们往前冲”。在门诊中心的茶水间兼会议室,几个人一个小组随时头脑风暴。客服主管王晨很喜欢诊所里平等交流、充分沟通的工作氛围,“昨天(1月21日)于总、我还有李大夫,一起谈了3个小时的公司来年发展”。从下午4点开始,他们谈绩效确定、人岗匹配,在手写板上画图、打叉,争论非常激烈,“声音大到外面的同事以为在吵架”。一直到晚上7点,“我们终于达成一致了”。

    “一言堂有什么意思?老板说的都是对的,企业就失去活力了。”于莺说。

    那天和同事PK完,晚上8点于莺又和一位投资圈聊医疗创业聊到晚上10点。随后又有一位医生和她谈心到夜里12点。这是她创业以后平常的一天。为了节省时间,她在门诊中心楼上租了房子,“中午还能回家吃个饭,喝个咖啡,休息半小时,再蹓蹓狗”。她指着黑色衣服上一块白色印记说,“我家狗舔的”。

    有人评价离开体制后的于莺在微博上“没那么犀利了”。于莺觉得,这是因为“从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走向发散的大世界,接触的人不一样了,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不一样了”。

    以前,如果有医闹事件,她会立刻为医生说话。而现在当医闹事件发生,她很少发声,“因为真相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事实不明的时候任何站在职业立场的声援都是不理性、不客观的。

    于莺很清楚,自己在微博成名有三个条件: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大夫的身份、与生俱来的个性、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成名带来的与各行各业的人广泛交流,进而更加“独立思考”是她认为自己爆红后收获的最大价值,所以离开体制后,“我还是‘女超人’”。

    于莺似乎并没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儿,“实在迈不过去就绕过去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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