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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席卷中国。当温暖氛围被凛冽的北风吹散，每个人都在接受考验，社会也开始显现本身的温度。
北京气温最低的那两天，徐薇，一位年近50岁的老北漂，一如既往地把做炸鸡的小车立在寒风中，只有一把挡风的大伞和小煤炉帮助维持温度，她冷得直跺脚；与此同时，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已经“奔四”的赵虎则拎起外卖盒子，一次次地从温暖的室内，闯进寒冷的街头。
街旁是灯火辉煌的城市，是他们为之奋斗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地方，是他们在寒夜到来可以蜷缩其中取暖的地方。然而，在生活的驱使下，他们选择站在街头，与寒冷抗争。
他们是伟大而卑微的劳动者，在这场寒潮带来的考验中，他们是整个社会面临的一道分值最高的考题。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温度就是社会的温度。
他们身上大都背负了沉重的包袱——从贫乏的学识到难以落地的户口，渐渐有些跟不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以至于从他们身上读出来的温度，总是低得让人尴尬。
在雪花意外降临南京城的时候，安徽明光市农民老阚喝完半斤酒，钻进了安德门高架立柱旁一块蓝色塑料雨布中。这位没娶过媳妇的老汉，走遍了中国南方那些富裕的省份，“福建、广东、浙江、湖南，到地方就找活儿干”，但是如今，在南京的雪夜，他只能钻进路旁的雨布里。
雨布很轻薄，容易被风刮走，靠一圈小石头压着。靠近些，能听到轻微的鼾声。
鼾声同样来自安徽阜阳的张广福，他干过工地，卸过沙子，一分一厘的钱都为24岁的孩子攒着。娃要结婚，这天经地义，哪怕需要他夜宿街头。
当然，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都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沦落困境的劳动者。比如设立救助站，比如成立各式各样的社工组织。这些都是温暖的开始。但是，在刺骨的寒风里，单凭一个火把显然不能燃起足以温暖人心的炽热火焰。
那些街头的露宿者还不习惯救助站的生活，或者觉得填表“麻烦”，或是像南京街头另一位小伙子说的“咱来南京就是找点工赚点钱，去救助站住着，不如回家了”。
是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社会变化得太快了：高涨的房价、昂贵的医药费，逐渐精英化的教育。这些漂在大城市的外乡人，站在还很薄弱的社会保障上，即使努力踮起脚，也很难够到它们。赚点钱，再多赚点钱，成了他们唯一能抓得住的稻草。
所以来南京后，安徽的老阚为了找工作方便，一直睡在安德门附近。他觉得“没啥累赘，有活儿就干，有酒就喝，除了晚上有点冷，也没啥”。
所以，北京的炸鸡阿姨徐薇，才会在很少有人出门的最冷周，坚持出摊，她几乎天天都会到五环外的一条马路上摆摊，并且坚持到晚上11点左右，即使最低气温已经接近零下18摄氏度，“有时顾客多了，一忙也就忘了冷，更不觉得是冬天”。
所以，当很多人怕冷，晚上9点半就下班时，送外卖的赵虎才会一定要坚持到10点半，而且他说，有单，就很激动。
对于他们来说，劳动依然是他们最相信的力量，也是他们唯一能够牢牢握在手中的东西。
即使伟大的时代，也难免有不公正的缝隙。与其说他们感受不到从这些缝隙中透进来的寒风，倒不如说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问题被解决之前，他们只能一刻不停地辛勤奔跑，才能在这个社会中保持温暖。
这维持温度的努力不容一刻松懈，因为围着这点火苗取暖的，还有离他们或近或远的家人。
赵虎每天晚归，媳妇就要辛苦帮忙热饭。老家那边，父母的电话也越来越多。赵虎说：“每次听到爸妈的叮嘱，以及才4岁大的孩子在电话那头狂喊爸爸，我就很暖和了。”
徐薇也知道，自己90多岁的父母，每次经过菜市场就会想起她，每次看到天气预报就会惦记她，怕她受冻。
每个平凡的劳动者就这样被那些来自远方的挂念推动着，慰藉着，努力维持寒夜里跳动的小火苗。火苗微弱，却真切地映射出每个人可期许的未来。
我们希望，这些微弱火苗中蕴藏的力量，能够被认真呵护。即使这个社会的温度还有待提升，它们也是能够温暖中国的星星之火。
寒潮会消退，但冬天总会来临，到那时候希望照亮未来的，不只是这些来自个人的小火苗。
唯愿每个个体，都能被更大的温暖包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