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旗袍

    导读

    在最近浙江乌镇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礼仪小姐们的一袭青花旗袍，又把中国旗袍这一东方时装中的“神来之笔”推到世人面前。本文则回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叙写这一国粹时装的风华历史。

    旗袍、女人与美，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上海滩兴起的独具魅力的文化现象。旗袍既有中国传统袍服与清代旗装女袍的部分元素，又汲取了西风东渐的西式连衣裙等服饰养分。这一国粹时装，既能凸显女性曲线妙曼的灵动与柔美，又能展现东方女子的传统美感，包括端庄典雅、含蓄内敛的高贵气质。

    至于胡蝶、阮玲玉、周旋等电影明星，林徽因、赵萝蕤、“合肥四姐妹”等知识名媛，乃至那个时代的女教师、女职员、女学生、女公务员等，都像著名电影《花样年华》所展现的，以丰姿绰约的中国旗袍，与她们各自的精气神韵，呈现为一道亮丽的东方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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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着装喜欢标新立异的张爱玲，在《更衣记》里为旧时女人缺乏时装而深深遗憾：“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因而，从前富贵人家六月里晒衣赏，若是“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可以触摸织金的花绣，闻到樟脑的气味。

    除了式样沉闷，旧式女装的繁复、臃肿，也刻意遮掩了女性的身材、体态之美。就像张爱玲所说，“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民国以后，尤其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万象更新，服饰日趋活泼新颖，女人的衣服再也不能像从前那般，可以长期存放在箱底、必要时还跟珠宝一样很受欢迎地拿去变卖，“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华洋杂处的上海，较早受到西方文明与服饰文化的熏染。早在清朝末年，个别前卫的上海女子已经开始穿上西式洋装，或带有西洋东洋元素的衣裳。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更是领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的时尚中心，最早的旗袍就问世于此。它既有20年代初期风行的长及小腿的旗袍马甲与喇叭袖文明新装的特性，又与当时新潮女子喜欢的西式连衣裙有相当高的重叠度。早期旗袍虽有中国传统袍服与清代旗装女袍的部分款式特征，但并非它们的简单翻版，它的缘起和风行，还浸润着西风东渐的养分。

    20年代初期，曾有一些新女性为着男女平等的诉求，刻意穿着男式长袍。旗袍流行后，这股女扮男装的风尚消退。但是初期的旗袍，风格仍趋于中性。张爱玲的《更衣记》写道：

    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早期旗袍确实缺乏明显的曲线，衣身、下摆都又宽又长。20年代后期，旗袍从起初的长及脚背、宽袍大袖，变得越来越有女性气息与时装意味，开始强调性别特征，与女子的身体曲线更为贴合。

    1925年年底创刊的都市时尚类通俗文学杂志《紫罗兰》，由著名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周瘦鹃主编，杂志特别策划了《紫罗兰旗袍特刊》。周瘦鹃的《我不反对旗袍》说：“上海妇女无论老的，少的，幼的，差不多十人中有七八人穿旗袍。”可知在20年代中期的上海，旗袍已经非常普及。

    经过“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洗礼，崇尚个性自由、求新求变的群体渐渐增多。社会日趋开放，妇女解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她们曾经被压抑的爱美天性也顺势释放，构成一股兴奋、活跃的时尚力量，推动着服装式样的变幻多端，旗袍的款式也随之日新月异，还揉进了西式裙装的诸多元素。多少代束胸裹臂的中国妇女，终于层层剥笋一般，开始展露身姿之美。

    旗袍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的衍变，基本上遵循着从保守拘谨向自由奔放、从中性风格到凸显性感的脉络：起初是下摆越来越短，最短缩至膝盖以上一寸。1931年又流行长旗袍，一度长到遮盖双脚，被称为“扫地旗袍”，之后裙摆又逐渐变短；袖口也缩小变短，从长袖变成短袖，再缩至肩下两寸，到1936年前后几乎是无袖旗袍了；领子曾经高耸及耳，此后越来越矮，还有过完全无领的旗袍；开衩则不断高攀，渐及膝部，1933年前后高到大腿，一度接近臀部，后来又慢慢降低，有时仅到小腿；腰身由宽松至越来越修身合体；面料日渐丰富，有厚有薄，甚至不乏轻柔透露的薄纱。

    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的《服制条例》，确定以短衣长裙与长衣旗袍为女子礼服。“条例”对旗袍的面料、长度、颜色等，有详细规定，包括前襟右掩，长度在膝盖与脚踝之中，袖长过肘，面料用丝麻棉毛织品等。

    30年代中期，旗袍的立领、右衽、开衩等特征和纤长细瘦的造型基本固定。它后来有过的诸多改良，是时装潮流中时髦女子不甘一成不变，随时在裁剪与搭配上的花样翻新。不仅旗袍与西式外套和毛衣、裘衣的搭配更为多姿多样，领部、袖子、下摆、衣襟等局部更是新意迭出，比如当年旗袍有过荷叶领、西式翻领、荷叶袖、开衩袖、美人肩（垫肩）、鱼尾摆、锯齿摆、双襟、长襟等各种别出心裁的款式。

    女子的下肢曾经被长裙长裤遮得很严实。旗袍流行之初，有过袍中穿长裤的搭配，后来则多配以丝袜。从30年代初开始，穿旗袍而裸露小腿的女子越来越多。凹凸有致的线条，配以高跟鞋，别有一番摇曳与妖娆。曾有老派绅士对身穿轻薄丝绸旗袍的摩登女郎相当不以为然，因为微风吹过，开衩之处，可以窥见玉腿莹然。他们建议制定统一尺寸、不得违反的制服。

    1933年至1936年，广州、南昌、南京、福州、济南、北平等城市，陆续颁布过禁止奇装异服的条例，要求妇女不得“裸足短裳”上街。有的城市对旗袍的尺寸等严格限制：长度须离脚背一寸，袖口最短应至肘关节，左右开衩不得过膝盖以上三寸。1935年的北平，还有军警维护风纪，将衣裳薄如蝉翼、裸腿不穿袜子的摩登女子，驱逐出戏院。

    无论如何，旗袍已成女人的常备服装。三四十年代的城市女性，人人衣柜里都不乏旗袍。大街小巷的裁缝，很多是侍弄旗袍的行家里手。能干的主妇，还能自己巧手缝制。上海的鸿翔时装店等，更以擅长打造高档旗袍而驰名。

    旗袍能凸显窈窕身段，固然适合苗条清瘦的年轻女子；对于略略发福、小腹微隆的中年妇女，其简洁熨帖的线条，又反而能使人显瘦，且别有一番优裕圆润。保留了传统女装元素，又从西式裙装中获得灵感的旗袍，充满时尚意味，端庄、内敛而不失张扬，含蓄、古典又饱蘸性感，在彰显女人的身体曲线与适度保守驯良、呼吸西风与借鉴传统之间，找到了迷人的临界点，堪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西方流行服饰文化交汇融合的神来之笔。

    二

    早期的月份牌，在清代光绪年间已开始印刷发行。上世纪初期，随着大批欧美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精明的商家巧施妙方，推销产品：借用中国传统年画的吉祥风味和装饰功能，在喜庆欢悦的画面中植入广告，随商品赠送顾客。人们在新年时挂上配有月历节气的招贴画，实用又好看，十分喜欢。商家的产品、名号等，也就“润物细无声”，渐渐为人熟知。后来，这种月份牌招贴画不仅限于新年派送；不少国产的香烟、化妆品等品牌，也竞相用月份牌宣传产品。

    月份牌尺幅大者超过一米，小的则不到一尺，推介的商品五花八门。通常，广告只占据月份牌的周边、角落等部位，并不影响画面效果。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等传播媒介缺乏或稀少的时代，月份牌广告画成为近代最早、最有效的商业海报，渗透市民的日常生活。月份牌兴盛于当时中国最大都市上海，后来辐射至全国城乡，甚至流传到香港与东南亚，风行半个世纪。

    早期的月份牌上，既有传统山水画、吉祥图案，也有戏曲故事、工笔仕女。随着西风东渐，市井繁华，日益现代、多元的城市生活，新潮的商品、服饰与休闲方式，成为月份牌的描绘主题；美貌时髦的都市女郎，更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人们因此干脆将月份牌称为“美女月份牌”。她们或为驾驶摩托、游泳、骑马、划船的妙龄女郎，或是携带幼子、漫步花园与闲坐客厅的少妇，身着洋派的西装、短裤、晚礼服、泳装等。但更多的时候，美目流盼的月份牌美人，还是一袭旗袍裹身。

    月份牌风靡的二三十年代，恰好也是旗袍最受世人青睐的时代，两股风潮奇妙交融，彼此烘托，旗袍与月份牌遂携手迈向鼎盛期。郑曼陀、杭穉英等名家的画作，尤其受欢迎。

    月份牌上的旗袍美人，既再现了旗袍（也包括女性发型、妆容）的流行风向，又引领了大众对旗袍的审美，还在无意间为后人记录了旗袍的流行轨迹。

    月份牌美人的身畔，分别低调地陈列着阴丹士林布、香烟、花露水、婴儿代乳粉、可口可乐等各色商品，但画面凸显的，还是居中占据着大幅面积的女子。她们大多玉肌雪肤，丰腴华美，巧笑倩兮；虽然旗袍的衣、袖、领与开衩的长度、高度各有变化，镶边、纽扣、衬里与搭配等都不尽相同，但花色总体来说趋于明艳、富丽。加上她们喜兴、柔媚的表情，月份牌美人画的风格，十分甜腻软糯。

    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文化兴致勃勃的碰撞，十里洋场的摩登，海派服饰的新颖，都被月份牌广告尽情展示。电影明星胡蝶等身穿旗袍的倩影，也进入月份牌中。

    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成为深受市民喜爱的娱乐方式，好莱坞影片与国产影片都颠倒众生。当年红极一时的明星陈燕燕、袁美云、徐来等，都青睐旗袍。1931年，著名的《良友》画报请来袁美云、黎明晖、胡蝶、阮玲玉等八位大明星拍摄合影，其中七人身着旗袍。胡蝶、阮玲玉等还着旗袍走上时装表演台；顾兰君因出演《貂蝉》声誉鹊起，她设计的一款腿部与袖口有较长开衩的新式旗袍，曾经在沪上风靡一时。

    有几位女明星的旗袍倩影，最为深入人心。

    1933年年初，上海《明星日报》发起选举电影皇后的投票活动，胡蝶以21334票稳居首位。张恨水说：“胡蝶为人落落大方，一洗儿女之态……言其性格则深沉，机警爽利兼而有之，如与红楼人物相比拟，则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

    一对笑盈盈的酒窝，让胡蝶在端庄之外平添妩媚。她就算红唇紧闭，依然有喜乐欢悦之色。尤其是微微低头、双眼向上挑着凝视镜头的经典仪态，美得恬静、安逸、笃定。

    从年轻到老，胡蝶都爱以一身精致的丝绸或丝绒旗袍示人，有碎花也有大朵，或者素色镶边，或为局部镂空，下摆和袖口常缀有“蝴蝶褶”。她圆润莹洁的面容，高挑又适度丰满的身材，凸显了旗袍的雍容华贵。当年朱顺兴裁缝店的褚宏生师傅常帮胡蝶做旗袍，记得她喜欢复古式的花边，稍微带点镶滚。他印象最深的是胡蝶身着翠绿色胡蝶图案的软缎旗袍，看上去就像从画里走出来一样。30年代褚宏生为胡蝶做的两件白色蕾丝旗袍，2015年5月曾经亮相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镜花水月”服装展。

    如果说，胡蝶带着一分风畅花暖的馥郁，让人联想到世俗的和美，那么，阮玲玉身上那股雾绕霜浸的清寒，则容易惹人牵出诗意的愁绪。胡蝶的情态比起阮玲玉，略微欠缺一点回旋、悠长的缠绵韵味。后者即便笑着，也有浅浅的哀婉和凄伤。难怪，电影史的研究者发现，当年喜欢阮玲玉的观众，多是学生或文艺青年；而胡蝶的粉丝，则以生活优裕的闲适阶层居多。

    阮玲玉是我国电影默片时期最优秀的女演员，从1926年她16岁从影，到1935年去世，近十年间共出演了29部影片，其代表作有《野草闲花》《三个摩登女性》《神女》《新女性》等。她主演的电影，观众往往每片必看。可惜她不堪舆论围堵与情感失落，过早凋零。

    《新女性》导演、与阮玲玉曾经互生情愫的蔡楚生，忍不住对同事评点画报封面上阮玲玉穿格子布旗袍的照片：“阮玲玉是把旗袍穿得最美妙最纯情的女子。”阮玲玉的旗袍，既有一无装饰的素色，也有暗花纹、斜方格、小圆点等。面料虽有朴素的布料，更多还是质地与图案都俏丽华艳的类型，与她的当红明星身份吻合。她微微侧头浅笑的招牌式表情，带点羞怯，看上去也是喜悦的。只是，或许因为知道她结局的凄凉，于是总觉得那表情里面，似有一丝强作欢颜。阮玲玉差不多总是身着特别细窄修身的旗袍，她与它们一直都那么妥帖搭调，她穿出了旗袍的柔艳秀美。

    金嗓子周璇去世已半个多世纪，至今还被人不断提起。她的电影与歌曲，代表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文化的高度，别有一番风味；今天的电影、电视、音乐、服装，如果想翻检老上海的华艳绮丽，渲染怀旧调子，首选的元素便是她。

    周璇真是好看。怎么个好法？就像她的《莫负青春》唱的那样：“减一分瘦来增一分胖，一张樱桃口，一条悬胆的鼻梁。一双眼，两颗星，水上的波浪……”

    那个时代，人们也在匆忙地追新逐异，并骄傲于当时的时髦、现代。然而，到底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骨子里又还是保守、老旧的。周璇那张脸和她的声调，就刚好凝固了古典的精致宁静与民间的浑成天然，加上“夜上海”的华靡，真是空前绝后，晚辈艺人使出浑身解数也模仿不来。 

    周璇的气质，与旗袍也是相得益彰。她精致的面容与卷发下，经常是无袖或短袖的丝绸花旗袍，无论站立或侧坐，扭头或直视，一颦一笑，都美目流盼，身姿袅娜。她与旗袍携行，成全了彼此的万种风情。

    上世纪40年代末，许多电影从业人员陆续从上海南下香港，香港的国语片生产因此一派兴旺。当时十大著名影星王丹凤、白光、李丽华、周璇、胡蝶、陈云裳、陈娟娟等，有一张难得的合影，清一色身着旗袍。她们都正当华年，一个个娉娉婷婷，花容月貌，色泽或淡雅或浓烈的旗袍，又那么精雕细镂，挺括华丽。所以尽管时局变化，女明星们居然还撑得起一派花团锦簇、云蒸霞蔚的气象。

    四

    20年代后期，旗袍开始在北平、南京、广州等各大城市流行，然后逐渐向中小城市与乡镇蔓延，从30年代开始成为我国女性最流行的衣装。

    女知识分子也纷纷换上了旗袍。才女与旗袍总是那么气息相通，彼此投契。这是一个特别养眼养心的名单。

    林徽因是文字清丽的诗人、勤奋的建筑学学者，也是文化沙龙里风度迷人的女主人。1932年至1937年，她与梁思成等涉足河北、河南、陕西等地考察古建筑，沿途土匪出没，道路交通不便，经常深入深山野村，住破房，咽粗粝。那些日子，她经常攀爬在古老寺庙、塔阁、钟楼的屋檐下、房梁上，不畏危险肮脏，不避积年尘土，显示了精雅之外的另一面。

    学生时代的林徽因，一身民国初期女学生最流行的上衣下裙。她从美国留学归来后的西式装束，既有衬衣搭配西裤的简练，也有毛皮或呢料大衣的讲究。她身穿旗袍抚弄孩子、与亲友聚会或投身工作的照片，多见于1930年以后。旗袍基本上没有花纹或过多装饰，面料、裁剪都朴素简淡。1935年林徽因和梁思成担任天坛修缮工程的顾问时，登上祈年殿屋顶，那天她在烈日下就穿了一件浅色旗袍。

    著名翻译家、教授赵萝蕤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有“燕大校花”之誉，后来考入清华研究院。她一生不辍地读书、翻译、做学问，弹得一手好钢琴，还在国内第一个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出版。

    陈梦家是著名诗人、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学问口才俱出众，更兼风神俊朗。看他俩30年代中期的合影，赵萝蕤一袭淡雅的丝绸或绒面旗袍，无论长袖短袖、花的素的，都玲珑娟秀，沉静温婉；陈梦家身着长衫或西服，器宇轩昂。一对璧人，确实赏心悦目。

    著述丰厚的林海音，一生出版了数十本集子，小说、散文、杂文等体裁都涉猎，同时创办并主持“纯文学出版社”27年，出版无数优质书籍。小说《城南旧事》被导演吴贻弓改编为电影，1983年上映后，大陆读者对林海音也产生浓厚兴趣。 

    无论少女时代当记者、跑新闻，还是做了母亲，前往台北，成为著名作家、出版人，林海音一生都偏爱旗袍——丝绸、棉布，长袖、短袖，薄型、厚型，种类很多，有时搭配小西服或背心，件件好看，浓淡皆宜。她的模样跟秦怡很像，那份极致的端庄美丽，在女作家里十分罕见。竟不知旗袍与她，究竟是谁衬托了谁。

    “合肥四姐妹”给人印象至深的那些合影，往往都不约而同携手旗袍，大家闺秀的端方从容，跃然而出。其中，四妹张充和有更浓郁的古典趣味、更专精的造诣，被人们称为“民国最后一个才女”。她被书法、昆曲、诗词浸润的漫长一生，何其幸运、芬芳，张充和有一张抗战时期流寓昆明的小照，梳辫子，穿旗袍，坐蒲团，倚茶几，闲适安静，素淡清秀。环境与装束绝无珠光宝气，但有书香墨韵，绕身盈室。张充和跟今人对民国才媛的想象特别吻合，她的确为渐行渐远的旧时代，添了一抹淡而雅的身影。

    张伯驹夫人、画家潘素年轻时的照片，看到的不多。但仅仅是她30年代摄于上海的那一帧，窈窕端凝，已经令人称奇。董桥先生《永远的潘慧素》说得最是深婉妥帖：“（潘素）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转，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  

    在电影明星身上显得华艳十足、略有一丝绮靡色彩的旗袍，一旦与女学人相伴，却又散发出那么浓郁的书卷气，知性、灵秀，兼而有之。不觉让人感叹旗袍“因人制宜”、变化万端的特性。 

    近些日子，民国名媛的老照片常被人们翻检出来，兴致勃勃地打量。那些发型与妆容精致、旗袍美轮美奂的女子，王莹、郭婉莹、张乐怡、黄蕙兰、严仁美、严幼韵、陆小曼、王映霞、唐瑛……都穿出了旗袍的东方风韵，华贵中暗含妩媚，美艳中不乏矜持。

    五

    并非美貌绝伦的歌星影星或者秀外慧中的作家学者才配得上旗袍，三四十年代，女教师、女公务员、女职员等，外出时基本上身着旗袍。女学生们最爱穿的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还别有一种素净。出现在公众集会与外交场合的旗袍，则沉稳大气，有礼服效果。抗战时期宋氏三姐妹以端庄的深色旗袍集体亮相的镜头，相当深入人心。

    旗袍与中国女性的身材、气质，衔接得严丝合缝。无论华贵、鲜艳、灵动或质朴、素淡、沉着，尽皆适宜。旗袍参与塑造了民国女人的各种赏心悦目，以及现代与古典杂糅的东方风情。

    张爱玲的小说里，好似有一个小型旗袍陈列馆，从前人们经常采用的纱、绸、缎、香云纱、布、呢、丝绒等旗袍面料，好些都被她笔下不同身份、性格的女子采用。《十八春》里，上海的工厂职员曼桢，新做了一件短袖夹纱旗袍，粉红底上印着绿豆大的深蓝色圆点子——“这么娇艳的颜色，一向朴素的她平日绝不会穿，是要参加姐姐的婚礼才刻意挑选的；她跟世钧恋爱后，穿一件浅粉色的旗袍，袖口压着极窄的一道黑白辫子花边”，顿时显得妩媚。南京的富家小姐翠芝到表姐家做客，故意很低调地在杏黄银花缎旗袍外面，罩了一件翠蓝竹布袍子，仅在袍衩里微露华丽鲜亮。她出门看电影，则是高跟鞋配乌绒阔滚的豆绿软缎长旗袍。小饭馆的老板娘，“一件短袖子的二蓝竹布旗袍，露出一大截肥白的胳膊”；《封锁》里大学英文助教吴翠远有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色·戒》中初到上海易先生家的王佳芝，一身“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初见范柳原，则是一袭月白蝉翼纱旗袍。

    50年代以后，与新时代显得气场不合的旗袍，逐渐淡出大众的视线。

    2000年上映的香港影片《花样年华》，是对旗袍的一次深情回望，掀起一股持续良久的怀旧风，更为90年代重新袭来的旗袍热，再添温度。

    张曼玉与梁朝伟饰演的一对邻居苏丽珍、周慕云，有一段欲进却退、欲言又止的缠绵，最后悄然分离。王家卫将这段压抑的情感，处理得异常简约节制：两个质地十分接近的男女，都那么隐忍、温良，从同病相怜到相知相亲，再到各分东西，整个过程既不呼天抢地，也无颠鸾倒凤，在外界也未掀起大风大浪，动静很小，仿佛来似春梦，去若秋鸿。然而，唯有当事人的心底，有过壮阔的、难以平息的波澜。

    那是1962年的香港，市面也算繁华，却还没有太多大都市的喧嚣扰攘。镜头停留更多的，是陈旧狭窄的公寓，人迹稀少的小街僻巷，蒸汽氤氲的露天面摊；路灯黯淡，小雨斜飞，小提琴如泣如诉，一派低徊感伤；大部分场景都有点像迷蒙、昏黄的老照片，在其中进进出出的苏丽珍在给船运公司总经理当秘书，她总是一袭紧俏、过膝的旗袍高领，与环境异常协调。

    苏丽珍得知丈夫与周慕云的妻子出轨之后，她与周慕云渐生情愫、彼此牵挂，他俩为何去何从纠结苦闷之际……那些色彩鲜艳或素净、图案灵动或沉着、无袖或短袖的旗袍，把她的落寞、喜悦、缭乱、愁烦，烘托得恰到好处。那些蹙眉、浅笑，还有她对他含着喜悦的一瞟又一瞟，眼风却是收敛的。这些很东方的表情，都要搭配旗袍才特别吻合，穿西式服装就不那么严丝合缝了。张曼玉修长、柔软、灵巧的身材，将旗袍婉转曼妙的风情释放到极致，就连缓步离去、款摆细腰的背影，都是美的。

    《花样年华》里苏丽珍所穿的20多套旗袍，是服装设计张叔平邀请年逾七旬的上海老师傅重新出山操刀，面料由他自己精挑细选，有些还是多年的珍藏。

    电影结尾字幕：“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已不存在了。”“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

    这几句惆怅之语，似乎也可以用来缅怀旗袍。

    今天，旗袍虽然仍是许多女人的挚爱，但它最华彩的段落、它的精气神韵，已经留驻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