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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网络时代，大众文化逐渐成为主流，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唯恐不能搭上最热的话题，不能聊起最热的红人 ，似乎“知道”早已比“为什么”更有存在感。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副院长朱红文看来，知识接受碎片化是青少年追逐虚无、思考浅薄的主因，应通过各界合力引导青少年有更高追求。
中国青年报：“网红”为什么受欢迎？
朱红文：对于青少年来说，社会化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个体需要学习知识、技能及社会规范等，他们去学习或者模仿别人的行为是正常的。在学习过程中的“示范”作用，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继承机制。道理上讲，我们的确是应该通过一些非常杰出的社会精英，给年轻人一个很好的示范。
在网络时代，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叫符号化社会，为制造网络红人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网络的碎片化和表面化，更催生了网络泡沫化的文化现象。
所以相较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有引导力的文化类型，但是我认为大众文化本身不能淹没或者否定精英文化。
中国青年报：如何纠正这种错误示范？
朱红文：网络红人是网络时代大众文化的一个现象，之所以会觉得不是特别好，觉得他们的“范儿”不是我们文化里所提倡的，主要是没有文化内涵。
首先，从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都应该去思考，怎么面向青少年，传播有思想深度、有知识的一种精英式的人格特征，怎么将这种思想渗入青少年的教育体系里。知识界需要有这样一个意识，怎么能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去确立他们可以学习的人格或榜样。
其次，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的确应该反思，你追求的东西是真的“范儿”吗？值得吗？因此，应该培养青少年有一种非常鲜明的个性意识，反思意识。反思你所人云亦云的、追逐的，那些跟你个人生活、未来成长及人格特征，到底是不是吻合？青少年有反叛意识时，也会主动去学习，但如何借之引导到健康的成长路径上，就是教育的问题了。
现在类似网络红人这样的文化现象，不能简单地否认它，某种环境里，它是以主流文化的面貌出现的。你既有告诉年轻人如何成长的责任，也有不能粗暴棒杀的意识。
另外一种情况是，很多网络红人的范儿，来源于商业操作。相关的文化公司和媒体，都应该有职业操守和良心。制造出这些文化垃圾去污染青少年的心灵、扭曲他们的人格，这是非常不道德的，甚至是在犯罪。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商业文化与其他文化间如何达成和谐，是值得我们社会大众或知识界去思考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偶像文化中的审美在堕落吗？过去是什么样的？
朱红文：我们不能说以往都比较好，现在就差，每一代人个性成长中都会有一些特征。青少年需要标榜自己的个性，就在于把自我和非我割裂开来作标示，这是人的成长现象。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对象。
以往的时代可能存在过分的标签化，可能是意识形态的现象。尤其在比较左的时代，就过于脸谱化。但现在的大众文化也有比较可怕的地方。一上地铁，所有人都捧着手机，青少年现在接受知识的方式越来越依赖手机这种媒介，越来越琐碎和浅薄，这个值得反思。
令我们学者更担心的是，在数字文化、大众文化之外，印刷文化这样有深度的阅读，怎么才能吸引到青少年。我们能给青少年提供什么样的文化？青少年应该接受什么样文化？我们不能一味地批判他们逆反。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征，但现在的青少年碎片化的学习是造成他们不会深度思考的主要原因，所以他们才会追逐那些比较虚化、停留在感官上的东西。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真正涉及对人格和人生的反思和认知，没有对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和接受，这才是令人担心的。
中国青年报：应该把不好的示范拎出来吗？
朱红文：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网络化的时代，我认为网络红人的塑造机制并没有太大差别。比如国外的Lady Gaga，也是标新立异，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这种炒作在网络时代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相比棒杀，我们更需要一个大众文化批评的机制。
比如这个叫莫晴（化名）的网络红人，她要摆脱贫穷的困境，她也需要一些成长空间，这些动机都是对的，从她个人的生活状态来讲，也不用做太多道德批评。但在这个时候，大众文化就需要提供一种更切实的发展建议，去滤掉虚伪和过度炒作的成分，帮助有些人找到一种正确表达自己的路子。
不能只是现在二十几岁红，路子不正，再过十年二十年就可能红不了、红不对了。如果能一直红，这个机制能一直有创新地健康运作，也值得鼓励。所以，我认为不应对个体进行道德评判，而应该存在某种文化批评机制，让媒体和学界对网络文化作思考和评论，这才能真正引导青少年向健康方向发展。
中国青年报：应鼓励青少年具备什么品质？
朱红文：网络文化的“快餐化”，实际上是后现代大众文化的特点，涉及教育、科技，社会的产业结构、知识结构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支持一个民族发展的，还是它的科学、产业创新，或者说制度创新等一些核心的东西。
个人身上表现出的急躁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整个文化、科学、教育界来说，精英文化是慢功夫，它需要你长期投入研究、精力到这样一种精神活动、创造活动中。应该鼓励我们年轻人有一种投身知识文化、献身民族未来的追求，有一种民族事业心，对民族和人类的未来，在个体成长过程中有一个内在的关怀。不能只挣个钱、露个脸，那就太浅薄、太没有活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