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在我们过去的印象中，科学家往往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形象，他很有想法，很有想象力，动手能力也很强。比如爱迪生，为了做一个灯泡，一次次地试验材质，试出来了，灯泡也就做出来了；然后是筹钱、办工厂、商业化、赚钱，然后再打官司，最后把钱都赔进去，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然而在今天，科学家凭兴趣搞创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首先，从美国的科研与商业现象来看，做科研的科学家往往是在学校的科学家。过去，他们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所做的科研专利并不能获得商业化的应用。然而，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后，曾经的那些沉睡的被“束之高阁”的专利技术，逐渐通过工业化进入商业应用。
其次，市场化的需求一端，也在牵引着科学家的精力与兴趣。相关企业会邀请科学家到企业工作，再把问题带回实验室里，让科研与生产相互配合，使得创新不再是盲目的，不再是凭兴趣的，而是目标非常明确，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资本、决策、判断与需求的牵引融为一体，每一项创新研究的背后都与市场需求的驱动密不可分。“发明创新”不再是一个人灵机一动的创造，创新产品都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经过大量努力，通过商业化驱动进行的科研创造。
科学家包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家知道，发明创造CDMA技术的是一位女明星，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商业化路径，最后只能够继续做女明星，无法成为靠科学发明致富的企业家。
第三，在商业化产品以后，科学家占大头的时代也过去了。从当下的数据来看，从发明到产品，发明专利仅占产品收成的百分之二；而每一元钱的科研成果背后要有一百元钱的商业推动才能付诸实现，转化为商业化的产品。
第四，依靠一套企业治理结构完成整个商业化链条的时代也过去了。靠一套公司治理的方式就把产品从无到有，从一个理念，一个科学的想法变成一个时代的产品，进而完成商业链条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家的占比在慢慢稀释，原来的公司体制和治理结构处在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这也是一个需要动态摸索的过程。如何让科学家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股权比例低得多、但绝对收入大得多的结果，是一个动态摸索的过程。从这一点看，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投资家应该尽早走到国外去，尽早发现这些商业机会，“早一点走出去，早一点看清楚”。
第五，靠财务投资坐享其成的时代过去了。仅仅投钱就想坐收所有渔利的时代过去了。见到一个技术，把钱投进去，当然会长大。但是，可以长多大？这是投资人自己努力的结果，早期投入的人有一份责任，自己是一个自变量，为了使它可以长得更大，我们需要有战略眼光的投资，因为战略投资可以帮助我们，帮助这些科技发明，重新定义其盈利空间，重新定义盈利的分配方式，让它有一个更大的生长空间。
第六，仅仅靠细化的创新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比如治病，我们今天的想法是发明针对疾病的药物，但将来可能是通过基因技术来预防和治疗疾病。比如教育，我们今天的想法是，如何把课程讲得更细致，让同学把书背全。但再过一些年，教育方式发生了改变，不是这样教书了，那时学生所需要的知识与方法不再是我们今天所讲授的了。因此，在创新时代，我们要靠全新的技术，这同样需要走出去看。
第七，靠法律来保护知识产权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在美国参观了一个企业，叫做1366，这个公司的名字不起眼，他们所做的产品是太阳能硅片。传统的硅片就是一大片硅，用金刚石像切豆腐一样切割。在切割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废料，这个公司有一项核心技术可减少或利用这些废料。这个技术如果仅仅靠法律保护，将来谁偷走这个技术就上法庭打官司，这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台，一个生态来保护这些专利技术，这一点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
第八，仅仅靠燃料加工的时代过去了。在过去，我们中国人只管制作，处在制造业的较低层次。但今天，在“积木式创新”的浪潮中，中国自己的优势应当被把握和发挥：我们能够发明创造，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整个发明创造的过程，所谓“创新”的过程，我们不仅仅承担燃料加工的角色，我们还可以进行技术创新，进行应用创新。
第九，依靠简单模仿的时代也结束了。在全球化时代，依靠简单模仿已经无法生存了。因为信息不对称的障碍已经基本上被消除了，别人有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做什么人家也知道。所以，我们必须早一点出去看，避免重复，避免闭门造车，要早一点出去了解国外的发展情况。
第十，靠政府主导的时代同样过去了。从前，我们发现一个好的产业，就依靠政府来牵引发展。但我们看一下今天美国的创新企业，那些在做惊天动地发明创造的企业，往往都是在毫不起眼的地方默默工作着。这些企业有两个特点，一是它开始的时候很小，二是它长得很快。它很小的时候，政府看不到它；它长得太快，政府来不及反应。所以，我们的建议：一让资本来识别，让资本来牵引，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来投资，他们更敏锐；二是让企业家来主打，因为中国具有应用创新的优势和制造业的优势，最适合进行大规模量产；三是让政府来消除障碍，深化供给侧改革，那就是降低税收、削减管制、以及促进企业家创新。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